琼林学派是王学诸门的晚辈，公认其发轫于嘉靖四十五年的北京灵济宫讲学，在那次汇聚天下王门的盛会中，江南先生沈拙言登台就讲，针对王学诸门轻视修养功夫、崇尚玄虚、不务实学之类的弊病，提出了由虚返实的实心学。
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门学说是凭空出现的，实心学地从无到有，同样是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其滥觞可以追溯到当年琼林社的成立。
嘉靖三十四年，正是东南文社大兴，读书人无不结社的年代，七个来自绍兴的青年，也在杭州西溪秋雪庵缔结了一个‘琼林社’。这社名一看就是以科举忠心的组织，但实际上，群策群力，复兴大明。但只要是看过其结社祭词的，就会对这组织有一番全新的认识。其祭词中说：
“昔关张结义，为救汉室；管鲍交厚，志匡天下。而今大明王朝，内有奸党横行，外有俺答倭寇，国事如蜩如螗，百姓生灵涂炭，江山风雨飘摇，易鼎之祸只在旦夕。我等书生忧国如焚，恨不能肝脑涂地，还天下以朗朗乾坤，苦恨无关张盖世之勇，无管鲍兴天下之智。方今之计，唯有以吾等之合力，胜关张之勇毅；凭吾等之齐心，得管鲍之大智……是以涓今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初六……结此‘复兴之社’，齐心戮力，兴我大明，济世救民，矢信矢忠，弃个人荣辱，不忘今日之志，造我华夏开来盛世。”
这篇慷慨激昂的祭词，没有随着被付之一炬而消失，而是注入到琼林诸子的血脉中，之后二十五年里始终未曾磨灭，反而历久弥新，坚不可摧，始终警醒着他们，在贪腐苟且成风的嘉靖末年官场上，牢记自己的志向不迷失，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放弃，二十五年始终如一，向着目标坚定的前进。
然而仅有远大的志向是不够的，要想让梦想变成现实，除了脚踏实地的努力之外，找到正确的方法同样重要。所以在琼林社成立初期，学富五车的年轻人们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找到一条取得成功的正确道路。
沈默得天独厚，自然有一番主张，但他深知人对被灌输的观念，远不如通过思索自己获得的信念珍惜。所以虽然一直主导着这场旷日持久的思考，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强忍住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提出问题，让这些当世最优秀的俊彦自己去思考，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中国知识分子的积习，便是从思想根源反思政治问题，作为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精英分子，也自然不能免俗。而这些年轻人生在王学大兴的年代，又是王阳明的同乡，自然都是心学的信徒。所以他们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是活泼生动，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乎是也。’
在此基础上，沈默又将白云先生陈献章独立思考、勇于怀疑的‘贵疑’思想，介绍给琼林社的同仁们，终于使他们彻底挣脱理学的桎梏，大胆质疑起一切经典，包括心学思想……因为从他们的实际感受来看，接受心学思想的读书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其精神风貌确实表现出，与以程朱理学为敲门砖的道学家们不同的状态。但从整个社会和政治的大环境来看，心学对于救治吏治的腐败、加强国家的边防，改善百姓的生活都收效甚微。
琼林诸子们用了大量的时间，重新检讨了心学的经典，对各大学派的学说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阳明心学，包括其再传的各学派，只是不满于社会现状，特别是现实政治，而对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做了一次较为彻底的否定。但至于如何建设一种可以根除社会弊病的新思想，则没有任何人，提出一种成熟而有系统的看法。正是在这种不满却无望的状态中，王门后学要么走向了空谈玄学，要么言行偏激，不为主流所容。以至于堕落成如今这幅模样……
所以年轻人们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浙中学派，还是泰州学派，殊途同归，都有逃避现实的思想在里面。这样思想主导，国家和士大夫怎能谈得上锐意进取，如何去解决国家的重重积弊？
那么‘由虚返实’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但如何去做呢？琼林社的同仁们，开始了长时间的苦思与讨论，最终达成一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将实学的思想引入王学，或者说挖掘阳明心学中的实学思想。无论哪种思路，都是一个目的，将心学与实学结合起来，构建起‘实心实学’思想体系，最终将王学由内圣之学转向外王之道，并由此去挑战传统的势力。
这时候，琼林诸子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成为了朝廷的官员。期间徐渭曾经想弃官不做，专心构建‘实心学’的思想体系，却被沈默劝阻道：‘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纯粹的思想学术运动，是无法真正作用于现实政治的。’所以他主张应该积极从政，在政治实践中建立不脱离实际的思想体系。
之后十余年间，七人聚少离多，天各一方，虽然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但脱离集体之后，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机会，还是相继创立出自己的思想，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沈默之外，当数徐渭和孙鑨。在沈默将各位同仁的观点汇总起来，创立出实心学的完整体系前，这二人已经创造了较完整且具有指导性的思想体系。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诠释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学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他批评现在朝廷的官员，仅以一篇八股，便侧身学者之列，徒以高谈阔论钤束天下，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为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研究物理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一旦国家有事，当报效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他认为要医治这种空疏学风，只有提倡经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
孙鑨在山东，深受孟子学说的影响，他尖锐地批评了‘儒者不言事功’、‘德行为二’的空谈之风，认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小人之儒，主张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性与事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主张‘言道德必及事业’的观点，提出‘修身治天下为一带’的命题。在数年之后，又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说：‘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
孙鑨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谈心性必强调事功’的学说，与心学的‘知行合一’完美的统一起来。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见，必需实功，无它。’并将‘良知’落实到治国的实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贵致其实’，反对空谈，反对浮夸，反对文牍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
其余的诸子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空疏之弊，全面地论证了知与行、心性与事功、性德与性才、修身与治世、讲学与从政诸方面的统一，为沈默完成由重在内圣之学转向重在外王之道的转化，最终建立起实心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实心学对阳明心学的修正与转型，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修正了危害最大的‘现成良知论’，批评王畿、王艮及他们的学派，都将心性本体讲得太轻巧、太简易，以至于很难避免玄荡、放纵及空疏之弊的滋生，背叛了王学‘致良知’的根本大法。
第二，对本体与功夫关系的重新梳理。主张‘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这也是对王学最大的修正。王学法决‘四句教’，便大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修养功夫就可能因为没有必要而被取消。不注重修养功夫，只悬空去说本体，或认为悟即是修，修即是悟，这即否定了本体有一个形成与展开的过程，又否定了功夫的必要性，玄荡之弊由此而生焉。
而实心学正是在肯定本体与功夫统一的基础之上，特别强调了践履功夫的重要性，认为不可脱离功夫抽象地谈本体，本体就在日用常行的功夫之中，只可由功夫而悟本体，无功夫则无本体。这便是其‘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宗旨由来。
最后，实心学所指的践履功夫并不限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亦强调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活动。所谓经世，其本义是治理世事。它要求人们除了做身心修养之外，还要经邦治国、建功立业。阳明倡导‘致良知’之学，却并不排斥事功，且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奇功伟业，他将心性与事功统一起来。但其后学却逐渐偏向于讲学论道，非但无缘建立像阳明那样的奇功，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也关注不够，使得儒学救世观念逐渐丧失，如果不加修正，必然导致亡国之祸。
实心学提倡个人道德与建功立业同样重要，并将其视为对阳明真谛的回归，把‘知行合一’解释为向内心求索与社会实践是互为表里的统一整体。故而主张为学应于客观的现实活动中‘明体达用’，认为学问皆从躬行得来，而不在于空谈心性。而且将经济、兵、农等‘经济实学’，提高到事关国计民生的经世要务的高度，要求学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力求把握‘经世之大略’。
要想建立事功，就必须以心学为心，以经济实学为体。心强而体弱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纸上谈兵，害国害己。心弱而体强则会失去约束，放纵欲望，最终还是会害国害己。故而两者不能偏废。
当世最顶尖的智慧，与沈默五百年的见识碰撞融合，十年磨剑，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实心学理论，在灵济宫一鸣惊人后，以更加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最令人惊奇的是，当世四大主流学说，竟然无一对此新生的学说进行批判，更无诋毁之言。因为这一学说的妙处，就在于博采众家之长，哪家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虽然被心学压得不见天日，理学依然是官学，科举考的是朱子之学。所以理学家的态度，就是官方对实心学的态度。在理学家看来，在这个心学魍魉横行，乌烟瘴气的世道，实心学是对理学的回归，故而乐见其发展壮大。
作为王学盟主的泰州学派看来，实心学与本门相近，又有许多改进，故而十分支持它的发展，并积极从中吸取能量，修正自身的不足。
而被触动最大的浙中学派，也因为琼林七子是自己人，而捏着鼻子认了。当然，这与他们恬退消极的风格密不可分。
至于实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虽然信奉的人没有那么多，但都是高拱、张居正这样地朝中干臣。在他们看来，实心学就是披了心学外衣的实学，是治疗心学虚妄消极之风的良药，故而不仅不反对，反而大力支持。
所以实心学从诞生起，就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已经成为当世一大学派，即琼林学派。而且大有吸收融合其它学派的趋势。
之所以会有这种罕见的趋势，是因为琼林学派在塑造实心学时，并没有持文人常有的门户之见，而是积极的博采众家之长。因为出现最晚，它几乎吸取了各家所长，来完善自身的学说。它将实学思想融入到了心学中，形成一门‘实心并重’之学。它向泰州学派学习，用人的自然本质，去修正王学的‘良知’，主张良知的主要内涵是个体人格的平等、尊严和独立，充分肯定个人生存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
类似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是道’，实心学提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圣贤，只要能在自己的范畴做到极致，即可成圣。诸如仓颉造字、伏羲演卦象、神农尝百草，有巢氏发明房屋，乃至蔡伦发明纸张，都使他们名垂千古，为世人称颂，这都是圣贤。
实心学又不是一味的迎合，使自己变成四不像，而是大胆的创新，修正了‘析气与理为二’的儒家世界观，主张‘盈天地皆气’。即气这一物质实体才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且它变动不停，时刻流动。所谓理，乃是万物的阖辟升降、阴阳动静的秩序，是气之流行的条理。理不能离气以为理。人类依据心这一主体，格物穷理，就会自然发现世界真实存在，揭示出世界的本源。
所以它认为世界是可认识的，万物运行有其内在规律，而发现其规律，就是格物，格物便可致知。这似乎是在走程朱的老路，但理学的格物，是类似于禅宗的顿悟式的，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其圣贤之路，虽有起点，却似乎永远看不到终点。更可悲的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要么顿悟成圣，要么彻底失败，皓首穷经，白做无用之功。
而实心学的格物却是渐进似的。认为圣贤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通过后天的主动学习，由小及大，多年积累，才量变产生质变，掌握了‘大道’，成为圣贤。这样的好处是，就算最终不能成为圣人，也可成为完人、贤人，取得大成就，获得大满足。
同时，实心学对如何格物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格物究理，就是要发现隐藏在我们直观可见的世界背后的抽象真理。因此不能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而是必须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最终得出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这种本质和规律，就是我们苦求的真理。
至于‘逻辑’这个词，人们并不陌生，苏州通译局翻译的《逻辑学》一书，已经问世二十多年了，而且也可以溯源到先秦时代的墨子。它可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查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其核心在于探究万物相关之原因。
实心学认为，学者之所以辩论不能明是非，分胜负，乃至得出真理，就是因为缺乏逻辑，从而出现种种诡辩混淆视听。只有逻辑才能扫除诡辩的迷雾，纠正悖论的错误，引导人们获得真知。
所以入琼林学派的第一课，就是学习逻辑，没有通过逻辑学的测试，就不许开口论经。而学者所出的每一言，都必须符合逻辑，如果出现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或者与实际矛盾，则必须承认错误，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缄默，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的逻辑。
实心学的创立，第一次为身怀‘修齐治平’，却深感迷茫无助的中国文人，指出了一条明路。是以一经问世，便吸引到信者无数，尤其是那些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几乎轻易就摒弃原先所学，加入了琼林学派。
而实心学‘三百六十行，即可出圣贤’的开放态度，又吸引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工商业者加入进来。短短数年，琼林学派便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在东南，几乎每个州县，都有其讲学之处。只是因为吸取了王学鱼龙混杂，作奸犯科者众多的教训，琼林学派建立了严格的戒律。在孙鑨所制定的《会约》中，提出了二十四条读书讲学的要求。
其中‘四要’，是加入琼林学派目的。‘二惑’，是指在会中学习应持的态度。‘九益’是读书讲学的九大好处。而‘九损’则是有害于读书讲学的九种行为，也是琼林学派的戒律：
所谓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评议是非，浮也；谈论琐怪，妄也；文过饰非，怙也；多言人过，悻也；执是论辩，满也；道听途说，莽也。违反了这些戒律，会遭到学派的惩罚，严重的直接驱逐。
除了戒律之外，还有严格的仪式。由褚大绶制定的《会约仪式》十一条，规范了集会讲学的仪式。比如孙鑨在崇正书院首次讲学的情形，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开会的前一天，书院山长已经恭恭敬敬地捧着孔子和孟子的圣像，将其挂在讲堂。这一日仪式举行时，先击鼓三通，所有与会者穿戴整齐，在圣像前行四拜礼，再到供奉着墨子、朱熹、阳明先生和白云先生的四贤牌位前行礼。
然后进入讲堂，主要人物按主客、按长序分东西两侧坐于讲台蒲团之上，听讲者则盘膝坐于台下，先由礼赞领诵门派经典一段，然后当值者点起线香，众人静坐默思。待线香燃尽后，方才由本日主讲人授讲，然后是自由提问解惑时间。还经常会有辩论，任何人都可登台一展雄辩之才，但前提是必须符合逻辑，若有违反，则必须缄默数场。
在后人看来，也许这其中的仪式过于繁琐，但就像皇帝要通过演练礼仪，来加强君权神授的权威一样。一个学派想要从单纯的学术交流，转变为某种政治组织，也必须要经过这种庄严的仪式来达成。
因为这次主讲的孙鑨，不仅是琼林七子之一，还是‘实心学’三大奠基人之一，这些年他阐发本门经义的著述广为流传，然而却因为朝廷官员的身份，一直甚少参加讲学。现在他被削职为民，反倒成了本门的福祉，故而其讲学的消息，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告白，但江浙一带的门众还是云集而至，短短三天，就聚集了六七千人。
虽然崇正书院常年讲学不断，但也没有空间容纳这么多人，耿定向只好在琼林学派主办的《新知报》上呼吁，请南京本地的门众，将听讲的机会让给外地的同门，这才勉强解决了问题。
等大家坐定，再东西相对两揖。等当天结束前，击磬三下，东西相对一揖，再向圣像和四贤行礼，肃穆退出会场。
在琼林学派的学者中，孙鑨最反对虚谈，不仅批评王学，对程朱理学亦抨击甚厉。主张‘大抵不侈语精微，而笃实以为本。不虚谈高远，而践履以为程。’故而今日所讲的内容‘心性与事功之间是否相容’，也是紧扣自己的主旨。
之所以有这个讲题，是因为他敏锐的发现，琼林学派中得不少学者，都有些‘重实轻心’了。这固然是对心学和理学空谈心性的修正，然而却是矫枉过正了。
孙鑨提醒门众，空谈心性而忽略兵农工商等实用之学，固然会陷于空疏；但太突出实用性而缺少对心性的真切体认，亦会迷失人之为人的方向。因为心性之学本来就是探讨人的本质及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它涉及到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思考，如果忘记了如何为人，只会成为物欲的奴隶，最终毁灭这个世界。所以要始终不懈的反观内求，慎独、戒惧，以确立内在的‘道德自我’，促进自我的完善。
当然，若只以心性之学为能事，仅仅执着于对心性的悟解而不屑于做其他实际的事务，那么心性之学无疑将会变回一种‘无用之学’，所以，心性与事功之间应是‘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
孙鑨的讲学微言大义，深入浅出，逻辑严密，听者无不深以为然。待其讲毕，便有门众发问，先是就其论题提问。过了半个时辰，问题渐渐转移到一些众人关心的热点问题。
有滁州琅琊书院的山长问道：“去岁先生在《新知报》上发表文章，说设立学校，不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学生请问，日后我们的书院，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此言是针对书院的未来而发。我们现在的书院，已经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学堂，更是讲经论政的场所。国家之新风，由此发轫，民族之方向，以此为指向。因此我们的书院，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一方面要以天下为己任，教化四方，使朝廷之上，乡闾之间，渐摩濡染，莫不有奋发向上之气。”顿一下，他接着道：“从长远看，则要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来匡扶社稷。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
“多谢赐教。”那位山长坐下了，却又有人站起来问道：“先生所言，似乎与夫山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如出一辙，您是不是也赞同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
《明夷待访录》问世不过数年，却已经得了‘海内第一奇书’的名头，其共有二十一篇，在开篇的《原君》中，便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因为皇帝自视天下之主，便将万邦五方，黎民兆亿看做自己的私产，‘其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家业之花息也。所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自得其是也，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二百年间是没有人敢说的，此书作者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是国民之‘敲剥者’。并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为主，君为客’！
在《原臣》一篇中，作者同时也提醒士大夫们，不要再做皇帝敲剥百姓的同谋帮凶，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士大夫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在《原法》一篇中，又对专制制度进行猛烈地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可以说，先秦至今两千年，还从没任何人，像本书作者这样，胆大包天，毫不留情地将君主制度批判的体无完肤。此书已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秘密印刷数万册，广为传布，令不知多少人血脉贲张。
据说，泰州学派的狂人李贽，在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便立刻赶往江西永丰，找到了隐居多年，不问世事的何心隐。
何大侠在看过这本书后拍案而起，欣喜若狂道：“得此无上真言，虽死无憾矣！”第二天便收拾东西，跟李贽走出山区，重回世间讲学。他不讲别的，只讲此书。因为何心隐的巨大声望，使这本书几乎无人不知，其‘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名句，也几乎无人不晓。
许是这种说法，过于惊世骇俗，与他狂侠之名吻合，故而世人便将此书的作者，按在了他的头上。
这个问题让孙鑨很难回答，作为琼林学派的掌舵人之一，他的话就代表着学派的态度，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仔细端详了一番那个发问的儒生道：“你是顾叔时？”
“学生正是顾宪成。”那人有些意外道。
“年前你在国子监一番‘天下为公’的演讲，让本人印象深刻啊！”孙鑨捻须笑道：“我想问你是个什么态度？”
“学生感到迷茫，”顾宪成道：“有时感觉夫山先生说得很有道理，有时又觉着是祸国之妖言。”
“《明夷待访录》一书，假托夏商周，尖锐的抨击时政。”孙鑨缓缓道：“其有言二十一篇，所论涉及君臣军政，学校工商等方方面面，其有灼灼之言，又有荒谬狂论。至于如何去甄别，不用我再教吧？”
“正因为上面的一些论断，并不违背逻辑，学生才感到迷茫。”顾宪成问道：“如果真像夫山所说的，那我们忠君岂不是错的了？”顿一下道：“十六年前，学生在北京国子监，听过那次著名的三公槐辩论，当时温陵先生的发聩，令学生震撼不已。后来又看了夫山先生的书，学生真有些不知该如何去做了。”
“我琼林学派，讲的是学术自由。如何去做，这不是我能教你的。”孙鑨缓缓道：“如果你感到迷茫，不妨抛开书本，下山游历一番，看看世道究竟如何，也许就不再迷茫了……”说这话时，他的目光不由投向遥远的天际，心中不禁暗道，江南，你现在在哪里？究竟想通了么？
上海，庙前街，前园茶楼中。
在新任知府大人的着力安抚下，因选秀掀起的乱潮早已过去，但今天茶楼的气氛仍旧热闹，茶客们似乎在热烈的讨论着什么。
起先大家是各自喝茶闲聊，玩鸟看报的。后来陈官人来了，透露一个大消息——那起拖了整整两年的案子，终于判下来了。最终官府宣布田契仍然有效，地主白素。
众人闻言惊讶说：“报纸上没见啊？”便换来陈官人鄙夷的目光：“报纸上明天才能登呢。”
大家对陈官人的权威性，还是很认同的，没有人不信他，只是许多人难以接受。几个家里有地出租的，都大感意外……
侯掌柜愁云惨淡道：“怎么能这样呢？官府难道要看着我们破产么？”他在布庄当掌柜几十年，一同入行的，早就自己当老板了，然而他却觉着商海浮沉，风险太大，赚到的钱都在老家置了地，这么多年下来，也有一百多亩，着实不算太小的地主了。
因为东南的土地兼并异常严重，农民失地者十居其八。另一方面，工商业城镇的兴起，给了失地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地主们想留下劳动力为自己种地，就不得不模糊土地的产权，方法就是拉长租期，甚至采取永佃制，这样才能使农民仍对土地有占有感，才会继续留下来种田。
官司里的那个地主，因为与佃户签约早，还能有个期限，侯掌柜手里的几张租契，起先可都是永久的。物价上涨一倍，他的收入就缩水一半，上涨两倍，他的收入就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而且没有提高地租的机会，这让他怎能不捶胸顿足，哭爹喊娘。
“要我说老侯，你就把那几块地卖了呗！”马六爷大喇喇道：“把钱倒出来，咱们合伙开个买卖得了，你掌柜便老板，岂不快哉。”
“快什么呀……”侯掌柜蔫不拉几道：“这么一弄，我那点地还能值几个钱？”说着朝众人团团抱手道：“诸位，我半价出售，半卖买送，有愿意接盘的么？”
众茶客纷纷摇头，谁钱多了烧得慌，愿意买个指定还得掉价的东西？
“哎！看到了吧？”侯掌柜两手一摊，垂头丧气道：“我要上吊了，要上吊了。”
“行了吧！老侯，”周老头半是安慰，半是讽刺道：“你买地都是自己的钱，就算再不济，无非就是少赚点。再说你还有布庄的股份，这几年布价翻了三番，大头都让你们这些商家赚去了，还在这儿哭什么穷。”他儿子是开织厂的，这几年虽然规模扩大了不少，利润却被销售商赚去了大半，所以最看不得侯掌柜这样的奸商哭穷了。
“老哥你可错了，”侯掌柜郁闷道：“现在什么不贵？房租人工蹭蹭上涨，竞争又那么激烈，最近听闻皇帝要开征商税，要是真的如此，那咱可真的上吊了。”
二楼的客人，大多是工商界的，不太关心田租的事情，却对商税一事十分的焦虑。听侯掌柜提到这茬，众人都望向消息灵通的陈官人，纷纷问道：“传闻到底当不当真？”
“是啊！陈大人，报纸上整天都为这事儿吵破天，咱们都看的人心惶惶，您老可得给个准信。”侯掌柜讨好地递上烟卷，巴望着陈官人道。
陈官人心中苦笑，要不是衙门改革，他这个六房书吏，只是个不入流的杂吏，后来增加了官设，提高了级别，自己才转成了这个芝麻绿豆的小官儿，哪里能说准朝廷的事情。但是这么多人望着自己，只能死要面子的装出一副很懂的样子道：“前日观邸报，户科都给事中马乾马科长，言朝廷修边墙、陵寝，费用无度，国库早已告罄。皇帝下旨，今年只用一半税银购粮，余额全部解往太仓，以敷用度。”
“那够不够用呢？”
“杯水车薪，”陈官人摇头道：“还有北方六个省连年大旱，需要朝廷赈济。加上当今万历皇帝极其贪财爱货，朝中增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增来增去，增不到咱们商户头上。”周老汉呲牙笑道：“大明朝二百年，啥时候收过商税来着？”
“你这样想就错了。”陈官人道：“其实开征商税之议，朝中已经吵了几十年，报纸上也整天争来争去，这里面的明争暗斗，远超常人想象。”端起茶盏，啜一口道：“其实公里公道地说，这几十年工商发展，百业兴旺，造就了多少大财主？在咱们东南，你衬银十万以下，不敢自称大富，家业过万者多如牛毛。不说别人，就说在座的诸位，得有一半以上衬这个数吧？”说着他伸出一根指头。
众人只是笑，显然是默认了。
“可国家的赋税呢，却全靠种地的负担。”陈官人摇头道：“这说不过去，说不过去啊！”
“不是有市舶司么？”立场不同，众人的看法也就不同：“每年一千多万两银子，也够可以了吧！”
“你们那是老黄历了。”陈官人依旧摇头道：“一千多万两，那是沈阁老在位时的数儿，他一不在了，解送京城的税银便连年递减。前日与市舶司的同僚一起喝酒，他们说，今年能有四百万两就不错了。”说着嘿然一笑道：“那些交税的大户也是看人下菜碟儿，哪肯把白花花的银子，给皇帝花差了。”
“还有十大税关呢。”众人道。
“别提那些税关，加起来几十万两银子。”陈官人大摇其头道：“我都看不下去了。”
“那这些年不开，总有不开的道理吧！”马六爷雄赳赳道：“前有车后有辙，既然早不开，凭什么现在开？”
“有什么道理？祖制如此？”陈官人哂笑道：“那都是糊弄人的，你只要看看位列庙堂的公卿，有多少是咱们东南出身的，就知道为什么征不了商税了。”
“现在也是咱们东南出身的多。”众人不由庆幸道：“廷议的话，肯定通不过。”
“就怕皇帝会绕过外廷，”陈官人叹口气，表情复杂道：“让太监们来敛财。”
“不会吧？”众人对去岁的太监选秀之祸记忆犹新，闻言不禁到抽冷气道：“只听说正德朝的太监为祸天下，难道又得重演一回？”
“谁知道呢？”陈官人面现忧色道：“今年以来，皇上朝讲不御、郊庙不亲、章奏不批、缺官不补，使外廷瘫痪，形同虚设，权力始终都倚在内廷一边。本由内阁票拟、科臣抄发的谕旨，经常是直接由中旨下达到部……”
正说话间，便听到有人上楼，众人一看，是秦老板和一个极有派头的中年人，便纷纷打招呼笑道：“秦老板，快来听陈官人议时政。”
沈默笑笑道：“你们聊，今儿个有朋友找我。”说着便指一指僻静角落的一张桌子，对那中年人道：“吕兄，这边请。”
那吕兄点点头，也朝众人笑笑，便跟着沈默到那桌上坐下，小二赶紧过来，把干净的桌子又抹了一遍，摆上茶点，冲上明前，手麻脚利的忙碌一阵。
见两人没有加入的意思，众人把注意力转回陈官人身上道：“接着讲啊！”
陈官人却面色有些发白，屁股微微抬起，好像椅子上长了刺一般。一双眼直瞄向那新进来的吕兄。那姓吕地看看他，微微摇头，陈官人便如蒙大赦，抓起自己的帽子，朝众人拱拱手道：“诸位，想起还有差事没干完，咱们回头见。”便屁股着火似的蹿了，弄得众人一头雾水。
陈官人一走，众人也没了议论的中心，嘟囔了几句‘他是不是跑肚子？’之类的，便继续吃茶的吃茶，看报的看报，茶楼里恢复了安静。
只有角落的一桌，知道陈官人仓皇而逃的原因，沈默不禁莞尔道：“看来您的下属，对知府大人畏之如虎啊！”
“哈哈……”那吕兄正是去年与沈默一同乘船回国的吕坤吕相公，他端着茶盏，轻撇浮沫道：“如你所见，我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只是这厮太不老实，油滑油滑的，被我收拾了一回。”顿一下笑道：“咱们一别经年，不说他了，说说你吧……去年吕志对我说，你开了家茶楼，我只道你是玩玩，想不到还真像模像样的开下去了。”
“在下也想不到，吕兄能留在国内，而且还当上了上海知府。”沈默笑道：“实在是可喜可贺。”
“哦……”吕坤笑道：“我在去中南之前，就有个举人的功名，后来在中南经略府挂了个四品参议的虚衔，十几年升到三品上海知府，也没什么可贺的吧！”
“这上海知府，可是二品巡抚也不换的。”沈默笑道：“所以还是得恭喜。”
“哈哈哈……”吕坤摆摆手道：“我可不是官迷，再说当官儿哪有原先逍遥自在？要是能选择，我宁愿还回暹罗当我的国舅爷。”
沈默听懂了这话，点点头，换了话题道：“大人拨冗前来，不知有何赐教？”
“我来看看老朋友还不行。”吕坤呵呵笑道：“我回来这一年，主要在两京待着，所以一直没机会来看看。”后面的话，其实只是把面子话圆了圆，任谁也知道，一年多没来过，贸然上门，肯定是有事儿的。
“秦某真是受宠若惊。”沈默笑道：“今儿个大人别回去了，咱们喝完茶，再到隔壁晓月楼喝两盅。”
“唉！哪有你这份清闲啊！”吕坤苦笑道：“今儿个就不叨扰了。”说着不再绕弯子道：“除了来看看秦兄，还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请你出山。”
“我？”沈默一脸惊讶道：“上海滩藏龙卧虎，多少高才俊士等着知府大人的召唤？您找个茶馆老板作甚？”
“就别跟我装了，上海滩藏龙卧虎，说得不就是你自己？”吕坤说着，从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掏出一本厚厚的册子，推到沈默面前道：“这些文章，我都拜读过不下八遍。”
沈默翻一翻，竟然是一本剪报册，上面按时间顺序，贴着自己一年多来，以‘勿用’的笔名，在各大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不禁苦笑道：“上海滩的事情，果然瞒不住知府大人。”
“别这么说，我也是费了老大功夫，才对上号的。”吕坤微微兴奋道：“当初在船上我就知道，你是个大才。看了这些文章，我才发现，先生是管仲乐毅那样的王佐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