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由户部提出的《请颁行条编疏》，通过了廷议，即日起颁行天下。自此掀开了全国范围的清丈田亩、赋税改制的大幕。
为了保证新政顺利实施，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同样获得了通过。自此，凡上峰交代的差事，本堂执掌的公务，都必须专人专项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一式三份，一本自留，一本送六科稽核，一本送内阁监督，以备查验核实……这是京城的衙门。对于地方官府也是如此，每个省都要立账册，同样是一式三份，所不同的是，稽核的任务交给了都察院。日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所有官员的升迁，奖励或罢黜，都凭这册档录作为依据。月有考岁有稽，全凭白纸黑字说话，谁人也打不得马虎眼。
这项改革极为简单，效果却立竿见影。自推行以后，京城各大衙门一扫过去那种疲疲沓沓、魔蘑菇菇的办事作风。每接手一件事，当事官员再不敢敷衍塞责，一拖再拖，而是立即执行，毫不延误，唯恐在‘考功簿’上记下秽行劣迹，断了晋升之路。
这样内阁通过六科控制住六部，通过都察院控制住各省，终于管住了散漫懈怠的天下官员，至此令行禁止、如臂使指，一举解决了困扰历朝历代两千多年的政不通、事难举的痼疾，为接下来一系列政令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万历元年三月，户部、都察院扩编完成，然后由长官带队，分赴各省督办一条鞭法，这次的队伍中，有一半是国子监毕业的监生，对于监生的栽培，沈默可谓是不遗余力。
毋庸置疑，从九品中正到科举取士，从唯出身论到唯才是举，是极大的进步。尤其是到了宋明以后，随着科举取士彻底成为正途，阶级的流动性大增，大官的儿子没法再是大官，平民百姓也有了鱼跃龙门的机会。
这样给了天下人才一个公平竞争、出人头地的机会，天下人才也争相报效朝廷，大大加强了王朝统治的稳固和持久，自然是极好极好的。然而什么事都是物极必反，久则生弊。国初用人的制度，分为三途；第一是科甲，第二是监生，第三是吏员。这是所谓‘三途并用’。朝中的高级官员大都出自前两种，后来因为监生的质量下降，进士成为正途，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进士出身，所以科甲官员才是自己人，举人、监生出身的，备受歧视，吏员出身就更惨了。
于是吏员上进无门，自甘暴弃，举人监生也决不轻易就职。他们惟一的目标，便是考进土，考中了获得甲科出身，日后才有前途可言。考不中，就准备三年以后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耗尽一生的精神才力，就为了能够金榜题名。许多人考了一辈子，头发全白、牙齿掉光，还在锲而不舍。
如果科举能够真正选拔出人才也行，然而四书五经八股文的教条考试，注定除了极少数智商绝伦的天才之外，选拔出的绝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人本身毫无政务能力，又大都在层层考试中耗尽了精力和锐气。年纪且大，无心学习，只想着如何补偿过往受尽的苦累。
浪费精力，埋没人材，选拔出的又大都年长事故，暮气沉沉，只想着升官发财的官吏，科举制遂成为吏治的大害。不知道有多少天官首辅，想要扭转这一局面，使官场的升迁不论出身，只看政绩，然而无一例外，全都失败。
沈默的前任，隆庆年间的首相高拱就曾提议，国初举人为名臣者甚众，以后偏重进士，轻视举人，积弊日甚，请求自今以后，惟论政绩，不论出身。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提议，但是以高拱的手段都没有推行下去。现在轮到沈默来做这件事，他没有发表刺激科甲官的言论，却默默的做了很多。
他知道，高拱和之前的官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科甲官群体，对任何妨碍他们独吞官位，虎口夺食的举动，都会极为警惕，坚决反抗。一个人想和一个集团斗，哪怕是皇帝也不可能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个集团从瓦解，让争论乃至争斗产生于集团内部。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同盟军，取得斗争的胜利。
沈默正是这样做的，南京监生之乱后，他改革国子监教育，第一步是优化生源，首先停止接收捐监生……这是监生质量下降的根源。只接受各省学政推荐上来的生员，以及恩荫大臣的子弟。本朝的制度，对于大臣的儿子，有文荫或武荫。在大臣建功或是几年任满以后，照例可以荫子。文荫从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起，毕业后直接授官。比如说严世蕃和徐阶之子徐璠，都是走的这条路。
然而对于仕途而言，这种不劳而获的荫生身份，非但不是大路，反而是种阻碍。是以严世蕃权势滔天，尚不能入内阁、掌枢机，徐璠刚当上工部侍郎，就被人盯上弹劾，不得不辞官回乡。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监生出身的官员，普遍地位低下，能靠父兄攀上高位的数目极少，所以缺乏天然的同盟军，很难在科甲官的地盘生存。
现在沈默致力于提高监生的教育质量，改善生源之后，他更是恢复了原先严谨的积分加实习的学制，并且广聘名师坐堂。北京国子监由徐渭领衔，有陈绍儒、陈鎏、闵熙、华察、王世贞、徐中行、李贽等；南京国子监由耿定向领衔，颜山农、林云同、柯维骐、张献翼、林庭机、何心隐、余允文、冯越等当时知名大儒分而教之，昼则会撰共堂，夜则灯火彻旦，如家塾之教其弟子。
对于首辅大人的这项善政，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子弟，自然不会反对。而大儒们也因为被重视被尊敬，而为他大唱赞歌。当然那些尚未及第的平民士子会感到焦躁，尤其是屡考不中者，更是将其视为自己失败的原因。几乎每年都要为此闹事，但这一次，朝廷宣布连开两年科举，所有的噪音马上就销声匿迹了。
所以沈默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心情，为北京国子监的毕业生们践行。那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艳阳取代了寒风，一扫冬日的严寒，沈默在三公槐下，对这七十八名毕业生，以及五百多名在校监生，讲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历代朝廷选拔人才，为国家出力，自应当不论出身、唯才是举！本朝更是立贤无方，惟才是用。太祖高皇帝时，用人之途最广，僧、道、皂隶，咸得至九卿、牧、守，大臣荫子，至八座、九卿者，亦不可缕数。然而宣德以后，独重进士一科，虽乡举岁贡，莫敢与之抗衡，而大臣恩荫，高者不过授五府幕僚，出典远方郡守而止，即便有卓荦奇伟之才，若不从科目出身，终不得登堂入室，为国家展采宣猷，终身不得其志矣……”
沈默一番话，把过去二百年来，监生们江河日下的地位勾勒出来，引得全场无不黯然神伤。然后他话锋一转，大声道：“一直有人说，这是因为科甲官排挤所致。我相信，哪怕现在，持这种想法的也大有人才。然而我告诉你们，这是大错特错的。你们要知道，开国初年，便是监生与进士并举。那时经过严格教育、谙熟政务的监生，表现要远远强于进士。以至于后来，国朝曾经有十年未开科举，朝廷官员尽数采用监生，当时的名臣大僚，都是清一色的监生出身。如果说要排挤，也应该是你们排挤进士才对，怎么能挤着挤着，又被人家后来居上了呢？这显然要从别处找原因！”
“这里面，既有朝廷的原因，也有你们自己的原因。朝廷方面，由于财政危机，允许捐资入学、缩短学制、减少师资力量，这都是导致监生水准下降的客观原因。然而最根本的，还是监生们的自我放纵，不管是荫生还是贡生，都可以说是天之骄子，进入国子监后，便自以为前途无忧，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就开始耽于享乐，荒废学业，在国子监中混几年，除了酒色财气，什么知识都没学到，进入官场上，如何去跟那些经过层层选拔，才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科甲官竞争，输得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几十年来被边缘化，你们怨不得人家科甲官，是朝廷和你们自己的错。”顿一下，沈默接着道：“但是从隆庆元年以来，朝廷已经改正了错误，这一点上，相信你们比谁都清楚。可以说，今天能够毕业的七十五人，在学识上不逊于那些进士官，在实际政务上更是要比他们强。现在我给你们大展身手的机会，虽然起点要比进士官低一些，人家毕竟是一层层考出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你们不该不平衡。但我保证，自从你们踏上仕途的那一刻起，便不论出身，只看政绩！不管你是科甲官，还是监生官，考核你们的唯一标准，就是那本考成账册！白纸黑字，历历在目、谁也捣不了鬼！只要你们表现优秀，年年考成位列前茅，自然不会有人阻止你升迁，将来就是登阁拜相也有可能！”
“我今天来到这里，说这么多，其实也不至为了你们，同样为了我自己。你们也许不知道，为了重振国子监，我顶了多大的压力。如果你们不能争气，我自然要引咎。这这不要紧，关键是好容易重新振作的国子监，就会成为昙花一现。到时候再没有人会为你们说话，机会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万事开头难，想要把国子监这块招牌，变得和科举取士一样亮，你们要付出科举官十倍的努力。”
“自助者天助之，国子监将来何去何从，监生的前途如何，答案就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已经毕业的，将要毕业的，和还要继续学业的监生们，牢记你们各自的使命，为了美好的明天，共同努力吧！”
散会之后，沈默到徐渭的值房中休息，徐胖子摇头连连道：“通篇没有说一句忠君爱国，勤政恤民，全都是官途啊！前程啊！命运啊……俗，真俗，这些年你可是越来越俗了。”
“这世界本来就是个俗世。”沈默撇撇嘴道：“你也不想我好容易来一次，全讲空话废话吧！”
“这倒是，”徐渭点头道：“我看那些监生，眼珠子都红了，只要不是麻木不仁的，你说这一回，得管好几年用。”
“但愿如此吧！”沈默颔首道：“他们到底能不能立足，接下来几年是关键。推行条编、清丈田亩、整理财政，这三大战役中，不知要有多少官员落马，多少新星窜起。加上从朝廷到地方，都要扩大编制，能把握住机会，他们就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要是把握不住……”说到这，他轻叹一声道：“恐怕真会是昙花一现。”
“那样就太糟了。”徐渭摸着已经斑白的胡须道：“我这辈子全搭在这一件事情上，还指望这帮子除了四书五经，还会数学、会计、逻辑的家伙，毙掉那些书呆子呢！”
徐渭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科举。他才华横溢，百年不遇，却被一篇八股文，足足折磨了三十几年。要不是遇上沈默，点醒了他，还不知道这辈子蹉跎成什么样呢？所以当初沈默让他当这个国子监祭酒，冲击一下大明朝的取士之道时，徐渭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并且在国子监一待就是十年，为得就是培养出一批学以致用，经纶济世的干才来，证明不是只有文章写的好，才能当好官的！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万历六年春。冰消雪化燕子归，柳条滚绿榆钱青。辽阔的华北平原从漫长的冬季中苏醒过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牛欢马叫春光如酒，天地回暖花香芬芳，怎不叫人心旷神怡？
这六年时光里，老天爷给足了大明朝面子，年年风调雨顺、四方无事，正是内行改革的大好时机。自从隆庆六年八月，沈默当国以来，这五年半的时间内，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重新理清了中央地方各衙门的权责。其中最醒目的，是财政权的上收和行政权的下放。
财政权的上收，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在此之前，全国的补给虽然也是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地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地方衙门。各个地方衙门……通常是县一级的官府，按照上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卫所、河工等需要补给的单位。一个府县，要向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输送钱粮；一个卫所，要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补给。这种短程的补给线就如蜘蛛罗网一般，密密麻麻遍布全国，其低效僵化的程度，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试想，由十几个州县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州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如额如期缴纳，而其他州县没有义务补其缺额，于是国家明明有能力，却总是供应不足。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下，更谈不上作任何改变。所以开国二百年来，因此引发的财政危机根本无从解决。
但条编法的出现，为解决这一痼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中央总收总支，不再只是一个口号。万历二年，户部成立了‘度支全国钱粮总司’，简称‘度支总司’，由户部尚书王国光亲任度支使，南京户部尚书陶大临任副使，在两京分设南北总库，在全国各省设立分库。规定各省所收税银，除规定作为地方费用的部分，一律先行解送分库，不得自行截留。
按规定，各省分库需在每年十月前，将银钱账目汇总至户部，待下一年度预算之后，由户部统筹分配，一应军需供给，物资采买，全都采取招商买办的方式，佥募商人代为采买运输。
所谓招商买办，简称‘招买’，与‘采办’一样，是一种政府的采购行为。但国初便存在的‘采办’，是官府直接与农民或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其间不经过商人这个环节，而且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官府所需要的物料，大部分都通过贡赋的形式，直接向百姓征取。总之在嘉靖中叶以前，任何形式的政府采购都只是偶然的，非常设的，并未形成规模。
近五十年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其带来显著的改变，便是大量的物资涌入市场。不只是远销欧洲的苏杭丝绸、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价比黄金的景德镇瓷器，还有那些原本在小农经济时代，只能自产自用的粮食、棉花、蚕桑、茶叶、靛青、果品等都纷纷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这些商品又多又好，愈发刺激了百姓的生产从多而全，进步到少而精。这种深耕细作的社会分工，加大了生产的价值，促进了各地的互通有无。
除了南京、苏州、松江、杭州等老牌商业中心外，又涌现出许多中小商业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双杨市；浙江的不濑镇、长乐市等，商业市镇遍布东南。北方则以北京为主，有河间、临清、开封、西安、太原等中小城市，及郓城、彰德等小镇，与南方的商业网相连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络。商人穿梭其中，货运南北，每个市镇既是商品的集中地，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因此，不论何地的货物，都能从市场上买到。特别是那些中心城市，虽然本身没有发达的工业手工业，但城内货肆鳞次，商人们汇集天下之货在此出售，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崩瓦解，不仅是军户名存实亡，负责为官府生产的各种匠户也逃亡一空，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换姓，加入到商业生产的行列中。官营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征收所需物资，变得困难重重。
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对官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一些旧的常规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许多官员深感征收官府各种实物并负责运输，不仅费心劳神，还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误事受罚，他们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强大力量，来轻松完成任务。
到了嘉靖末年，商人已经成为掌握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各大城市中的居民，多半以商贾为业，剩下的一半，则是为商人做工的雇佣者，可以说，整个城市经济，都已经被商人们控制了。家拥万资的富商大贾如过江之鲫，家资至百万者才能称为巨富。其他二、三十万，只能称中贾耳。
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知道，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尤其是商人们善于和官府以及地方势力打交道，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势力，这使得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可以随意盘剥驱使。
尤其是嘉靖以后，沈默提出的‘以商养士，以士护商’的号召，在这十几年间，已经深入人心，各省的商人们普遍效仿晋商，把赚来的大把银钱，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业中，开办学校、资助士子、赞助文会，馈赠文士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使朝廷地方有大片为他们说话的官员、文人……一旦官府催征过猛，诛求无度，赖账不付，马上就有数不清的文人口诛笔伐，危言耸听，骂官府‘捶骨竭髓，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也会有官员以充满同情的口吻上书，说什么‘数万金之家，无不荡产罄货，因而投河经渎，言之酸鼻刺心，孰非酷吏之流毒哉？’好像一夜之间，商人就要全都破产了一般。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边，这个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还是疏财好义的儒商模样，他们用极小部分的钱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就让老百姓念念不忘他们的好……这在后来的轩然大波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百姓还远未到觉醒的时刻，对于直接剥削他们的地主乡绅尚且奉为神明，诚心拥护。更不要说剥削手段更隐蔽的商人了……
在这种环境中，官府想不付钱就驱使商人，是万万不可能的。
于是官员们一直想方设法的增加银钱收入。正统元年，东南七省的田赋改折白银纳税，正是代表了官府的这种欲望与政策的变化。不久，田赋外的所有税收，都逐渐以银代物。直到一条鞭法问世，彻底的取消了实物税，只向百姓征收银钱。官府的仓库里，不再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实物，取而代之的是白花花的银两。官员们终于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品种更加齐全，数量更加丰富的商品了。
然而官府直接派人去市场，采买名色繁多的货物，显然是极不便利，也不合适的……对于口不言利的士大夫们来说，要跟小民百姓讨价还价，实在是有失身份，也没那个耐心。于是另一种被广为采用的形式出现了，那就是招商买办，即是在官府采买与市场供应之间寻找中间人，官府只与中间人联系，一应所需物资，都由中间人采购并运送到指定地点。这种中间人便被称为‘买办’，一般都是资财富厚的大商人，采买的范围更是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从粮食到被服、从笔墨到木炭，只要是官府所需，尽数可以拿来招商。
中标的买办商人，可以得到一张由户部签发的保证票，在将指定物资运至指定地点后凭票兑现。然而官府的信誉早已破产多时，商人们担心完成差事后会一无所获，因此在官府的招徕下踯躅不前。他们提出，希望官府能将钱先行存入汇联号或日昇隆，如果答应的话，他们可以同样存入一笔保证金。到时候完成差事，凭票提钱。若是逾期，甘愿受罚。
财政权上收之后，地方官府固然从繁重的收解任务中解脱出来，然而从中揩油的机会也失去了，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引起地方官的强烈抵触，简直是一定的。就算有考成法这座大山压着，官员们也是要造反的。
这就是沈默明知道有火耗的存在，却不做任何规定的原因。对于这种无横征之名，却有暗中渔利之实的办法，自然比‘淋尖踢斛’之类又费力又被戳脊梁，还得和奸商联手倒卖的法子，要文雅简便的多了，自然大合官员们的胃口。
有了火耗喂着，府县一级的官吏自然心满意足。但对于封疆大吏们来说，他们从来用不着自己去踢斛卖粮食，自然有小得们孝敬真金白银，所以火不火耗，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乎的，是随着财政权上收，手中权力的缩水。尤其对于那些富裕的省份，原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用看户部的脸色。户部反过来还得求着他们，请诸位大爷行行好，多给两个大钱周转周转。
现在一旦财权上缴，就成了他们求爷爷告奶奶，户部的孙子变成大爷了，你想各省督抚能愿意么？
沈默为他们准备了另一份大礼，那就是行政权的下放。简单说来有三点，一、将总督巡抚改为地方官，第二，重设地方行政架构，第三，将一部分任免权下放。这对各省督抚来说，实在是太合胃口了……沈阁老不愧是大家的贴心人，太知道俺们的需要了。
虽然在常人看来，一省的最高首长，就是总督巡抚，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履行着一省首长的职责。然而打开一份《大明职官录》，你会发现地方官员地架构中，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才是最高长官，根本没有巡抚、也没有总督的影子。
这是因为太祖皇帝为了防止臣子专权，在中央废除了宰相，析中书省之政归於六部。在地方上，亦废各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置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事，置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置都指挥使司，负责一省军事。三者互不相属。互相制约，以免地方权重之弊。但就像中央离不开宰相统领，后来出现内阁一样，地方上三司互相掣肘，遇事难决，才有了巡抚和总督的出现。
巡抚、总督，是两个动词，区别于‘尚书’、‘布政使’之类的名词性官名，显然有临时差遣的意思。巡抚的意思是，巡视地方、抚治军民，凡有大灾民乱，需要统合全省力量的力量平定时，国家便会遣使巡抚地方，事毕则罢，故无定员，更无专职。但后来各省的事情越来越多，前一个巡抚还没回去，后一个又来了，如此一来，巡抚间的权限又重叠了。宣德五年，第一批常任巡抚诞生了，一代名臣于谦，便在其列。
总督的出现要稍晚，因为巡抚渐渐偏向民政，而且各种起义叛乱也不会理会省界，往往在数省之间流窜。各省之间难免推诿扯皮，无法齐心协力，便有了总督数省军务的差事出现，同样是因事乃设，事毕即罢。然而对于湖广、两广、贵州、四川、蓟辽、三边、宣大这些边地，战乱是常态化的，常任总督也就应需而现了。
总督巡抚虽然常驻地方，然而本身并无品级，多是以朝廷佥都御史或者兵部侍郎的官衔出任巡抚，以都御史或兵部尚书衔出任总督。入则为朝廷尊官，出则奉敕行事，为一方军政之首，可谓是举足轻重，然而这种中央不是中央，地方不算地方的尴尬身份，还是为各位督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首先，地方行政架构仍然是原先的。都指挥使因为是武职，已经靠边站了，所以各省的行政机关，是以布政使和按察使为首，两位大僚开府见衙，都有各自的一套佐属官员。如承宣布政使司，有从二品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三品左、右参政无定员，从四品左、右参政无定员……本朝并无散官，官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尤其是四品以上的高级官职更是缺货，所以‘无定员’的意思，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可以有很多名，一般每个布政使衙门里，都有十名以上的参政、参议协理政务。
这是高级官员，之下又设有照磨所、理问所、司狱司、杂造局、军器局、宝泉局、织染局等机构，且都有官职、定员。至于按察使司，规模要小一些，但性质是完全相同的。这很好理解，因为太祖设立这两个衙门，是为了让他们统领一省政务的，自然要将属官机构配置齐全了。
再看督抚帐下……不好意思，除了办理文书工作的书吏以外，并无任何佐属官员。为督抚办公的幕僚，并不是国家职官，乃是督抚私人聘用的。在这方面，连个知县都不如，好歹人家还有个县丞、主簿、典史，是国家给开工资的。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最初总督、巡抚都是临时性质的差遣，不是官职，因此不会设有佐官。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怪现象……督抚是布政使、按察使的长官，而布政使、按察使却是省级官僚系统的长官，督抚若是越过他们，直接指挥下级官僚，便犯了‘越权’的官场大忌。
且布政使是从二品，按察使是正三品，而巡抚往往以佥都御史出任，官衔才是正四品，甚至一些总督也是以正三品兵部侍郎出任。名为上司，品级却不如下属，而且下属还领着庞大的官僚机构，不出幺蛾子才怪。
事实上，督抚政令难行，全省事权不一，各衙门推诿扯皮，对上司阳奉阴违的现象，在各省极为普遍。这不仅使督抚大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调和阴阳，许多不擅长搞人际关系的，直接四面楚歌，不得伸展。然而一旦有大事发生，朝廷要追究责任，督抚又首当其冲，下面人反而无事。这种吃不着羊肉还惹一身骚的郁闷日子，是每个督抚都不愿意继续下去的……跟这个比起来，区区财政权上收，简直是毛毛雨了，毕竟那是跟户部扯皮，不管输赢，无非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至少在省里还可以穷横穷横的。
所以对行政权下放，地方督抚是一万个赞成的，有他们压着，布政使、按察使们也没招，只能暗中联络同党，在朝中给新政点眼药。便有官员上书说：‘按照新政，总督治兵事，巡抚理民事，巡抚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省，本以相互牵制，然权利穿插堆叠，权非难分，矛盾在所难免。因此为消除事权不一一说，实为无稽。’
又言道：‘一省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齐，权不一，其势不得不出于争。若督抚二人皆不肖，则相互容隐以便私图；若一贤一不肖，必势不两立致成水火；即便二人皆贤，亦或意见不同，性格不合，因此不能相安者，虽贤者难免。’
更有甚者直接否定道：‘祖宗撤行省、设三司，为防臣子权重难治。今复行省，设督抚治三司，大违祖宗之法，使臣子权重难治！实乃亡国之举！请立废此法，今后有再敢言复立者，满门抄斩！’
沈默明知道这不是他们反对的真正原因，却依然要打起精神，命人逐条反驳道：‘督抚同省，只有边地疆界，因其以军事第一，才使总督节制巡抚。其他省份，总督只管军事，平时不得干涉地方政务。军政泾渭分明，何谈权非难分？’
‘言两人主大政，其势不得不争者，殊为可笑。彼一人独揽大权者善，还是两人分权者善？’
‘至于祖宗之法，分三司乃祖宗之法，设督抚亦是祖宗之法，是以世易时移，不得不变原法设新法。况且今天下财权已收归太仓，总督得其兵而不得钱粮，巡抚掌民政而无兵权，焉有作乱之可能？’
像这种没营养的口水仗，从来没有断过，然而新政顺利通过廷推，并得到督抚的大力贯彻，几年下来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更改了。
政治上了轨道，经济上也蒸蒸日上。根据万历五年底的统计，太仓存粮足以支取二十年，太仆寺积金八百余万两，都是当年仁宣之治也没达到的高度。这当然有沈默的功劳，但更要的是高拱打下的好底子，以及张居正这些年的浴血拼杀。
除此之外，北边国防也处于黄金岁月。俺答已经挂了，他的儿子们一面争权夺利，一面争相向朝廷献媚。土蛮虽然没有屈服，但在李成梁和戚继光的打击下不断溃败，已经远离了京畿许多年。内阁里面，张居正只专注财税改革，对其余的事情一言不发，张四维等人各司其职，都不敢挑战首辅的权威。几年来，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
跟这些令人舒心的事情比起来，那点持续不断的口水仗，简直就像枯燥生活的调剂一样，那么无足轻重。
然而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一桩桩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在预示着平静的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首辅大人烦恼的日子来临了……
首先是，皇帝大婚的问题来临了。这一年皇帝十六岁，按周岁说，才十五岁。然而他的母亲李太后，在前一年，便已经替他定下一名祖籍余姚，生在京师一个小官吏家庭的女子，名叫王喜姐的作为皇后人选，并且希望在万历五年就举行大婚。
然而内阁以为，皇帝在万历五年才只有十五岁，新娘也只有十四岁，为免太早，恐伤圣体。这个理由冠冕堂皇，因为传统认为，男子十六岁才发育成人，在这个年龄之前行房，会有损精元。在内阁的坚持下，皇太后退步了，然而她实在等不及了，要求今年皇帝一过完生日，就举行大婚。这次内阁也无话可说了，只好命钦天监选定吉日，最后定在了今年三月。
李太后之所以如此坚持皇帝早日大婚，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来说，男子结婚就意味着是一个成年人了，皇帝成年就意味着可以履行自己的责任了，顾命大臣的使命也就到头了，应该还政于君了！
对于这一点，李太后都看得明白，更不要说朝野上下了，因此从去岁开始，便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内阁在天子大婚后还政，在所有人看来，这是必然的……虽然这些年来，朝廷的小事由内阁六部各衙门解决，大事由廷推已定，可以说处理的井井有条，但这里面没有皇帝什么事儿啊！
做臣子，总不能一直把皇帝排斥在权力之外吧？特别是那些被排斥在核心圈之外的，在改革者失意的大臣，更是想要给太后和皇帝留下好印象，好借此机会咸鱼翻身。
对于这一天，沈默早就料到了，倒也不算措手不及，他亲自担任大婚总理官，命令内外衙门开始采买筹备，务必使天子婚典办得合乎礼仪，不给人任何口实。未来如何应对也早就盘算好了……
真正让他措手不及的，是昨天发生的一桩事。当时他和张居正正在文渊阁中争吵。这些年来，为了新政的事情，两人没少吵架，不过都算顾全大局，只在私下里争吵，且就事论事，过后不在任何人面前提及。因此这种时候，是严禁任何人靠近值房的。
然而就在两人拍桌子瞪眼，吵得不可开交之际，却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沈默登时拉下脸道：“怎么搞得！”
“元辅，”外面传来张元忭的声音，这位素来稳重的状元郎，已经内阁五年半了了，早从当初沈默的侍从，被提升为掌管文渊阁内外事务的官员。除了几位阁老之外，内阁中就属他说话最管用：“有江陵急信给张阁老！”
沈默看看张居正，张居正的脸色登时变得煞白，从老家送来的，又是严重到足以让张元忭坏规矩的消息……联想到父亲从去年就健康堪忧，张居正不敢往下想了。
“进来吧！”沈默出声道。
张元忭便领进一个风尘仆仆的军官来。
张居正一看，来者正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张简修，因为读书不成器，因此荫了个武职的锦衣卫千户，便在江陵老家侍奉自己的爷爷奶奶。不由问道：“家里出了什么事？”
“爹……”张简修噗通一声跪下，放声痛哭道：“爷爷已经仙逝了。”
“什么，你说什么？”张居正顿时感觉天旋地转。
“爷爷已于本月十三日在家中仙逝。”张简修哭道：“奶奶命我来京城报丧！”
“这怎么可能……”张居正如遭雷击，瘫坐在椅子上。好半晌才回过神来，重重地朝南方磕头，锥心裂骨的捶胸嚎啕道：“爹啊！孩儿不孝！”
沈默在边上也是一片黯然，他知道张居正是真难过……官员出仕之后，与父母便是长久的分离。像张居正自嘉靖三十六年，结束了三年的病休回京之后，便再未回过江陵，整整二十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去年夏天，江陵来信，说他的父亲病得很重，有时连走路都困难，十分想见他最后一面。张居正便准备请假省亲，偏偏财税改革到了最关键的阶段，只好等把硬骨头啃下来再走。谁知道没等他忙完，张文明便已经去世。生不能亲自奉养，病无法床前尽孝，死不能见最后一面，作为儿子，又怎么能不抱恨终生，自责一辈子呢？
沈默命人把悲伤过度的张居正送回家去，便没时间再替人家难过了。不是他冷血，而是想到了张居正将要丁忧守制三年。这三年里，自己岂不是要独撑局面，还得替张居正对付那些视变法为眼中钉的敌人？一想到这个，他就一阵阵头大。
当然，不管心里怎么想，该怎么做还是得按程序来。他首先批准了张居正在家哀思，不再来上班的要求。然后向皇帝和太后报告此事，讨得了对张居正劝慰的圣谕。然后第二天下朝后，他带领内阁众人到纱帽胡同的张居正府上致祭。只见张府门前的一对灯笼，已经换成白色的，上面写着大大的‘奠’字。
进去大学士府，只见里面已是一片缟素，客堂也被临时布置成灵堂。看着客堂悬起的这些挽幛，还有上面‘音容宛在’之类的挽联，沈默也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心中暗暗道：‘爹啊！您可千万保重啊！’
听说有圣谕，张居正让家人先回避，跪听了小皇帝母子两人的慰问之词，然后伏地痛哭起来，断断续续道：“臣多谢皇上、太后关怀……”
沈默把张居正扶起来，在他耳边轻声道：“太岳兄节哀，咱们先想想怎么应对吧！”
张居正借着着擦泪，点点头，嘶声道：“请元辅书房就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