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沈默近似狂妄的宣言，高仪不无忧虑道：“随着地位的权力的变化，人是会变的。况且新郑此公颇有些性急不能容物，虽然您在这段时间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也不会永远自缚手脚的。”
“呵呵……”沈默捏起青瓷薄胎的小茶盅，轻啜一口道：“先生误会了，我沈默从来不是挟恩自持之人，我说高新郑的权力来自皇帝和我，并不是夸耀自己有多厉害，而是阐述一个事实。”
“这不一样吗……”高仪苦笑道。
“不一样。”沈默摇摇头道：“一个人的权力有多大，不是看法定，而要看他能办成多大的事儿。高拱为什么能横扫千军，一靠的是圣眷……这东西我也有，并不比他少多少。高拱要只争朝夕的革旧布新，这么得罪人的活儿，必须要皇帝坚定不移地站在他那边，那么就不能和我发生矛盾……这是个做加法还是做减法的问题，高拱算得清楚。”
‘原来如此……’高仪点点头，心说但他还有个选择，就是把你撵走啊！
“只要高拱没有昏头，就不会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盟友，对他的改革是多大的助力。”仿佛看出了高仪的想法，沈默淡淡道：“如果不想陷入和反对派的血战中，他就必须靠我给他镇住场子。”
高仪默然了，他知道沈默有资格说这种话。既然对方有自信面对未来的问题，他也不再多嘴，笑道：“只是这样屈居人下，委屈了您啊！”
“三十二岁的内阁次辅啊！”沈默笑起来道：“这也算是委屈的话，天下人岂不都要骂我矫情？”
“也是……”高仪苦笑道：“不过现在谁还拿您的年龄说事儿？”
“我也不怕他们说事儿。”沈默淡淡道：“说到年龄，高新郑是属鸡的，我也是，他大我两轮……”
虽然没有接着说，但高仪听得明白，是啊！两人差了二十四岁，整整一代啊！沈默等得起，高拱也没必要视他为对手。便点点头道：“那个位置，早坐上去也没什么好处。”
“不说那么远的了。”沈默摆摆手道：“还是着眼现在吧！”
“是啊！”高仪轻声问道：“依您之见，如果高新郑来做这个首辅的话，内阁以后能得安宁吗？”
“他那个臭脾气……”沈默苦笑道：“不整天鸡飞狗跳才怪。”见高仪脸色白，沈默笑道：“不过先生放心，以后就算是闹，也只会在内阁里闹，而不会波及朝廷了。”说着压低声音道：“徐阁老、赵阁老都去了，天下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也是。”高仪其实早有判断，只是话不从沈默嘴里说出来，他总是不踏实，便笑道：“看来之前的乱斗也不是没有作用。”
“嗯！”沈默点点头道：“至少让内阁里少了那些不同的声音……”想一想道：“现如今是咱们四位，估计还会再补进一个张四维，不过他素来温文，想必不会跟高新郑找别扭。”
“张太岳会是什么态度？”高仪问道。虽然张居正现在十分低调，但赵贞吉一走，他就成了徐党在朝中的代表，如果继续和高拱作对的话，还是个麻烦。
“他和高新郑也算是刎颈交了，不会唱反调的……”沈默垂下眼睑道。事到如今，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吃不准的地方，绝不是胸无城府、全是大志的高拱，而是昔日好友、今日陌路的张居正。
对于张居正，沈默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两人曾是志同道合的知己好友，以天下为己任，曾相许大业；然而在攀登权力的高峰时，却又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摩擦。最终，张居正在靠正常途径追赶无望，唯一的靠山又成明日黄花的情况下，悍然越界，结果触犯了沈默的底线，也断绝了两人的友谊。
两人虽然都是那种城府深沉之人，然而内阁中谁不知他俩的矛盾？所以也没有假装和气的必要，除了正常公务往来，已经没有了私交。
曾经一度，沈默对张居正动了铲除之心，然而对方与隆庆的关系，虽然不如自己，却也算感情深厚，自己不能不考虑到皇帝的感受。而另一方面，徐阶离京之前和他的那次谈话，其实也暗含着：‘张居正是我留在京城的钉子，你要敢拔，我就跟你撕破脸！’的威胁。
虽然老头已经不是首辅了，却还是沈默的座师，真要撕破脸，他还真吃不消。
当然，在王寅那洞悉人心的目光逼视下，沈默也不得不承认，其实真要在让人无话可说的前提下，把张居正弄下去，也不是办不到……毕竟沈默对这种勾当十分在行，然而他从心底里，却排斥这种做法。既然自己不打算在改革中冒头，还要把一个未来的改革家扼杀的话，那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沦为最低级的争权夺利了。
这是沈默的骄傲所不容许的，他宁肯看着张居正在改革中壮大！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一举击败对方，所以他任由张居正投向高拱了。
是的，高拱回来后，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之内，将三位竞争者斩落马下，除了他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外，也少不了张居正在期间的出谋划策。
不用参考锦衣卫的情报，沈默也能从高拱那一连串看似粗狂，实则环环相扣，引得赵贞吉不知不觉便入彀中，到了不得不和高拱拼圣眷的地步。以己之长对彼之短，焉有不胜之理？
虽然早知道高拱会取胜，但赢得这么快，这么有压倒性，却让沈默在其中，闻出张氏阴谋的气息。但不得不叹一声，好一招一石三鸟之计啊……首先，赵贞吉灰溜溜卷铺盖回家；李春芳的首相位置被取代；还搂草打兔子，顺带把陈以勤也赶下了台，三个阻碍变法的反对派，一次就全解决了，这当然是最肥的一只鸟；其次，通过此举，赢得了高拱的信任，确立了在对方心中狗头军师的形象，这对于时刻笼罩在沈默的阴影下，总有朝不保夕之感的张居正来说，是稳固地位的重要一步；最后，在高胡子的屠刀下，没了李春芳和赵贞吉的庇护，徐党不得不依靠他张居正，这可以大大提升其自身实力。
可以说，这场短平快的战役，一切都在张居正的导演中进行，高拱作为男主角，虽然风光无限，但总有些被人当枪使了的感觉……
‘如果江陵真像沈默说的那样，不跟新郑唱反调的话……’高仪不由开怀道：“那还真是难得的海晏河清了呢。”
“是啊！无论如何，”高仪也笑着点头道：“总该到了办正事儿的时候了……”
“该到办正事的时候了！”再三推让，却又始终让人感觉当仁不让的高胡子，终于在前面三位同仁的谦让下，破二百年之常例，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当他在那把代表着百官之师、天下宰辅的宝座坐定后，并不觉着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因为他觉着，这本就是属于他的位子，所以脸上既没有激动之色，也没有感激之色，只是板着脸道：“国事如此，时不我待，革旧布新，只争朝夕，诸位共勉。”便算完成了就职讲演。
几乎不需要缓冲，高拱便进入了状态，从三月上任到六月，这三个月里，接连上了十几本，将自己的改革思想和盘托出，震动朝野。有道是‘台上一亮相，台下十年功’，为了这天的到来，高拱又岂止准备了十年呢？
如何发动一场改革呢？当然不是大家坐一起，开个会说，咱改革吧！然后就轰轰烈烈的改起来……那叫瞎胡闹，不叫改革。
要想进行一场改革，除去必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外，还必须具备禁得起质疑的‘理论基础’、阐明主张的‘政治纲领’，以及把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的能力。
高拱已经准备好了。
首先，高拱利用邸报，再次阐明了自己改革的理论基础‘经权改革论’……历史上任何改革都有其理论基础，以此论证改革的必然性、合法性。而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不可能持久。
其实早在嘉靖四十四年，高拱主持乙丑会试时，便在程士文中提出了这个关于政治调整和政治改革的‘经权观’。主要是通过批判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宋儒的‘权即是经’说和‘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创造性地阐发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和‘权也者，圆而通者也’的权变理论，并通过对‘无时无处，无非权’的权变普适性问题的论证，明确提出了‘事以位移，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政治改革论。他的包括权变改革思想的《程士集》，当年即刊刻成书，公诸于世，影响很大。
简而言之，高拱的‘通变达权、更法趋时’的政治改革理论，本质特点就是强调通变——改革。而且经过数年的讨论和传播，已经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影响也称得上广泛深远。
其二，高拱在隆庆改元之前，便已经提出自己带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但因为当时还未掌握政权，贸然提出具体施政方略，显然是自找没趣的。所以在这篇纲领中，高拱的侧重点在于揭露当时的陈规陋习，条列为‘八弊’：即‘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诿’、‘党比’、‘芶且’、‘浮言’。这些积习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八弊流习于天下，非惟不可以救患，而患之所起实乃由之。’但高拱坚信吏治可修，诸边可靖，兵弱可振，财乏可理，这就必须使用‘抉肠涤胃之方’，‘剔蠹厘奸之术’，大力进行整顿改革：‘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于是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则争嫉者息；核课程，则推诿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芶且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售。’
这一改革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凡事核实，以法治国。‘八弊既除，百事自举’！只有破除‘八弊’，才能拯救危机，扭转颓势，达到‘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目的。
起复后，高拱本想再上一道条陈，阐述具体的建设性条目，但在看了张居正新鲜出炉的《陈六事疏》后，认为尽陈自己的胸臆，便没有再多费功夫，并把张居正视为同志。
最后，高拱在自己执政之后，将改革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也就是他接连所上的十几道奏疏。把这些奏疏简单的归纳，便可清晰的看出，这些改革方案，包括了大明的行政、财税、司法、军事、水利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套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因袭虚浮、陋弊山积的严峻局势的整顿改革建议。
而在这其中，又以三件事最为重要，吏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税改革。高拱自己担纲吏治改革，把军事改革的任务交给了沈默，财税改革，则是张居正的任务。至于高仪……总得有个负责日常事务的不是。
为什么说这三件事最重要，道理很简单。大明天子守国门，军事始终是第一位的，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打仗就是烧钱，没有钱怎么打仗？至于吏治……高拱的《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又有个名字叫《除八弊疏》，除的就是官场诸病。高拱十分清醒，再好的改革方案，都需要官僚队伍去具体执行，如果这只队伍本身的问题不解决，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唱呲了。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为人诟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用人不淑……
作为内阁首辅，高拱负责的是吏治改革方面。吏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吏治败坏是政治败坏的产物，而它的败坏，又反过来催化了政治的败坏。不仅会招致吏治腐败、官场黑暗，而且使大明朝陷入了边事废弛，财政困难，民众困穷，社会动乱的窘境。
对于大明吏治的根本问题，高拱在《除八弊疏》中，已经有了深刻的阐述，然而要进行改革，还必须将其具体化，然后对症下药，高拱在一系列奏疏中，便一一列出：
其弊一，选官不问其才，升官只论资格。这是用人制度上最大的弊端。原先太祖时期，选官唯用其贤，毋问其资格。然而宣德后，渐渐以资格为论。高拱的《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中，说州县正官以上的官员，进士具其七，‘其系进士出身者，则众尚之，甚至以罪为功。其系举人者，则众薄之，甚至以功为罪。’事实上，科甲官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不通政事的毛病，只会虚文应上，急政沽名而已，而真正能行实政、及于民者，却寥寥无几。反而那些举人出身的科贡官，因为长期从事事务性工作，对民生政务要更加熟悉，也更适合担负牧民之责。
然而，本朝对于进士官和科贡官，存在着严重的区别对待。举荐、升迁这些优待，全都是进士官的专利；而吃苦受累背黑锅，则是科贡官的待遇，且毫无前途可言。这样非但压抑了大量人才，不利于激励各级官吏勤于政事，为国效力，也助长了科甲出身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其弊二，考核失实，赏罚混乱。本朝原有十分完善严格的考核、赏罚制度。然而自成化以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是把这考核纠劾作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工具。二是毁誉失实，赏罚无章。高拱不仅在奏疏中，揭露了各省抚按官有法不依，任意轻重的状况，还指出官官相护，‘对大奸大恶者不敢问而佯作不知，甚至称其高品，纵豺狼以当道，觅狐鼠以塞责。’三是惩汰官吏不从实际出发，循以定额，‘数十年来，考察惩汰之数竟有定额，以是袭为故常。其数既足，虽有不肖，姑置不论；其数不足，虽无其人，强索以充。’
其弊三，鄙薄边官及盐、马之官。高拱指出，派往蓟、辽、山、陕等边方的官员，‘非杂流则迁谪，非迁谪则才力不堪之人，盖以劣处之也。’对盐马官基本情况，他也作了分析，说‘近年以来，实之甚轻，就算是卿使正官，也皆以考不称职，有物议者充之。’
其弊四，以权谋私，不择手段。高拱在奏疏中，述及现今的官场状况说：‘今人做官，只于猎取高官肥缺，一片软然成风，低头闭目，奔趋巧媚，以为善官。’为了以权谋私，相互倾轧，至于官吏贪污，更是比比皆是，习以成风。
其弊五，玩忽职守，有令不行。由于吏治腐败，用人无道，赏罚无章，居官者多不专心职守，致仕法度废弛，政令不行。朝廷诏旨，抄到各部，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各部间文移往来，历时数月着屡见不鲜。
凡此等等，可见嘉隆年间吏治腐败之梗概。
对于此，高拱制定了一整套的改革措施。
针对其弊一‘选官不问其才，升官只论资格’，对策是‘选贤用能，不论出身’。他责成吏部，对于进士官、举人官、和监生官要三途并举，只在授官时论其出身资格，步入仕途后，则一切凭政绩说话，不问其出身。并请皇帝下旨都察院并各抚按官，务必摒弃旧有思想，但系贤能、一体保荐，亦不得复有低昂。他声称，如果按此执行，则进士不得独骄，举人皆以自效，而善政必多。就算不能人人皆然，而十乡之中，少可亦有六七，则亦过半矣。善政多则民安，民安则国克富。
然后，在‘不论出身’的原则基础上广求贤能。他在署吏部事后，便责令所属司官廉访贤才，并将孰贤孰能登记造册以备用；又授策天下有司曰，还要求地方各州府大力发现人才，但系贤才，则出身皆不必论，必与推荐，不得故意遗漏。
接着，对初选出来的人才加以培养。高拱说：‘朝廷用人，必先养人，若无养之于先，则用之亦充数而已。仆诚欲养于未用之先，以辨其才；乃用于既养之后，以充其任。’他的主张是，将前一步初选出来的人才，先放到各衙门或地方任属官，使其积累经验，朝廷也好辨其贤否，根据特点，委以重任。
还要对培养好的人才，因人授职、人尽其用。高拱说，不同的人才品德、能力各不相同。就像人的五指，大小长短截然不同，却都有用处，关键是将这些人，安排到合适的职位上去……他把人才分为三档，德才兼备者为上，有德微才着为中，有才微德者为下，但都可称为人才，具有所用。他认为各部门在使用人才时，关键是要‘量才使用，扬长避短，用其长则可尽其才，而事可成。若违其长而用其短，则鲜有不败者’。他还提出，以才气胜者，用以处理繁杂的事务，以道德胜者，用以担任科道风宪；而正印宰治之人，则非德才兼备者莫属。
而且，在对官员的处罚上，要区别大节与细微，不因有细微之过，一时一事之时失弃之不用。这也是高拱反复强调的用人政策。在他看来，人皆有过，无过之人是不存在的。那些所谓无过之人，不过是没有具体做事罢了。一旦具体做事，其过必出。
所以高拱要求对‘细微之过’持宽容态度，要看其大节，对其过失做具体分析，要求“纠劾官员，务要详审较量，除官守大坏者照例纠处外。对于才能胜任但举措失当者，当略其微；对于德行稍瑕，但已经改正者，不问其旧过，俱要曲加保全，以图共济。至于昏庸靡弱无一可表见者，虽然操行履历没有过错，也要核实照‘罢软’事例议黜，以免妨碍贤者上升之路。”
并且指出，因为德才兼备者毕竟是少数。如果一味的求全责备、既往必咎，使幡然悔改者无路可投，只能徒让庸儒自保者充任，朝廷又靠什么人去建立事功呢？
同时，着重选配好要害部门的正官，以及地方守令。所谓要害部门的正官，包括首相，吏部尚书，左都御史。高拱说，‘要得治天下，只在用人。用人只在三个人，一个首相，一个冢宰，一个台长。首相得人，则能平章天下事务，件件停当。冢宰得人，则能进贤退不肖，百官莫不称职。台长得人，则能振扬风纪，有不法者，率众台纠治之，而政体自清……然这三个人中，尤以首相为要。’又说‘守令之贤否，关系到生民休戚。使天下守令得人，天下太平矣。’
他还对上述官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了论述。如宰相，其人‘必得心术正、德行纯、见识高、力量大、学问充、经练熟者，方可为之。若不试以事，徒取文艺，不拣其才，徒俟资历，则岂能遂为百官之师，平章军国重事而无舛乎？’又如州县的长官，他要求不但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从进士、举人中挑选，还要有年龄限制，‘须有精力者乃可为之，五十以上，不得为州县之长’。还要求具有一定的治理社会的实际经验，他说‘州县正官若以初任者为之，彼其民事既非素谙，而守身之节、爱民之仁、处事之略，漫无考证。乃即授以民社，待其败事，然后去之，而民亦受其毒矣。’要求不对初次任官者，授以州县正官之职，以免其误民贻害。
以及，要储备人才，建立主要官员的梯队。他在奏疏里述其事说：‘盖用人不在用之日，必须预为之计。官之职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之宜于此者每二三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则天下虽有其人而资不相及、远不可考，安得辏用乎！’其所谓的‘预为之计’，只是对紧要之官而言的。
最后，调整‘不得官于本省’的用人政策。‘自学宫外，不得官于本省’，是本朝国初以来的任官规定。高拱一面肯定这项政策的必要性，他说‘国家用人不得关于本省。是因为族闾所在，难于行法，身家相关，易于为奸，故必隔省而用焉，’一面又指出，这一政策只适用于省级政权，及其所辖的府、州、县机构的正官，不应包括本省各级官府中的属官在内。他说‘若夫学仓、驿递、闸坝等官，其所司者，不过训诲、出纳之常，供应启闭之役，非有民社之寄者也。而又其官俱卑，其家甚贫，一授远地，或弃官不能赴，或去任尔不能归，零丁万状，其情可矜。可酌量隔府近地铨补。’
针对其弊二，考核失实，赏罚混乱。高拱的对策是，严格考核，务核名实。具体的主张和措施是：
第一，统一考核标准。高拱要求，在考核官吏时，不应看其出身资格如何，而是惟考其政绩，依其优劣程度作出结论。他还依据这一思想，拟定了对不同部门、不同职务的官吏的考核内容。比如对边官考核为例。他提出：‘要见钱粮比上年积下若干，险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马比上年增添若干，器械比上年备造若干，屯田、盐法及诸事比上年拓广若干……’可见，高拱关于考核的基本要求是着眼于实际政绩。
第二，重申考核条规，务核名实。高拱在《明事例以定考核疏》里，重申了关于考察劾事例，责成吏部、都察院及各抚、按衙门，务必遵行之。他还反复强调考察考语，必须符合实际，在《再论考察》里说：‘今诚宜于考察时，令部、院务核名实，某也贪，必列其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谨，必列其不谨之事。余皆然。’即是说，考察考语必须以被考察者本人的事实为依据。并且指出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教育本人及他人，二是有利于克服私意中伤之不正风气。
第三，允许被劾者本人及他人申辩，冤枉者要昭雪，诬陷者要治罪。高拱不仅强调各级监察官员在考核官吏时，要秉公处事，务核名实，戒其失实。又提出允许被劾者本人及他人申辨。他说：‘其被劾冤枉者，许人指言，研审得情，仍为昭雪。使小人不得施其谗，奸人不得终其毒，此大公之道！’
第四，加强对监察官员的控制与考核。高拱要求各抚按衙官员，做到‘毋藏循吏，毋容奸匿，毋埃差完，据实纠劫。’又提出：‘如有任意轻重，议拟背驰者，听本部参奏究治。’‘如举劾泛滥，贤否颠倒者，定行参奏，罪坐所由。’凡纠劾不实及有遗者，吏部从公查访，指实参奏。
对于其弊三，鄙薄边官及盐、马之官。高拱的对策是‘加强对边官及盐、马官的选配。’关于边方地方政府的长官，他提出：‘今后必须进士举人相兼选除，杂流迁谪，姑不必用。果有治绩，抚按从实奏荐，行取推升。’关于盐马官。他在奏疏中说：“今行太仆苑马寺专理马政，戎伍所资。盐运司专理盐政，国用所赖。皆系紧关要职，非闲局也……今后应打破常规，凡‘卿’、‘使’员缺，必以廉洁有才望者推补。而又定其阶格，‘卿’视同布政司参政，‘使’视按察司副使。待其政成之后，视参政者升与参政同。如更优异，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摧用！”
对于其弊四，以权谋私，不择手段。高拱在吏部，改进任免官吏的办法，杜绝以权谋私的漏洞。在高拱之前，官员的推升，都是文选司主事揭授郎中，郎中秘呈于尚书。虽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上俱列名，而事不与闻。为何？高拱一针见血的指出，此不过是‘欲行其私，故秘密耳’。便要求，凡日后有任官，须令书吏抱牍至后堂，二侍郎同所属揭之，使尚书、郎中，欲有上下而不能，则私心不得逞。
同时，奖廉惩贪。对于贪污，高拱主张严惩。他说：‘历年考察贪酷者，例止为民，并不深究，故效尤者恬不为异。今贪赎者仍提问追赃，则数年之内，仕路肃清。’这就是说，对于贪污的处理，不仅要罢官削职，还要提问追赃，不使贪污者在经济上占便宜。对于廉吏，他主张进行奖赏。他说：‘不肖者罚，固可以示惩。若使贤者不赏，又何以示劝？’
第三，表彰却贿，打击行贿受贿。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是非颠倒，行贿受贿习以为常，独于却贿之人，深求苛责的倾向，高拱提出：‘凡遇有行贿之人，即当执拿在官，明正其罪，仍令行南京吏部并两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处抚按衙门，一体知会，以后儿遇有却贿之官，便当纪之善薄，而不得反用为瘢痕。列之荐犊，而不得反指为瑕类！’
对于其弊五，玩忽职守，有令不行。高拱主张破除惩汰官吏循以定数的陈规。在这个问题上，高拱强调两点，一是从实际出发，不应规定名额；二是划清不肖与细微之过的界限。他说：“所谓不肖。必是大奸、大恶、残害民政者，乃可当之。考察惩汰者，必是大奸大恶，真正不肖之人，一切隐细，俱不必论。果不肖者多，不妨多去；果不肖者少；不妨少去。推求至当，不得仍袭故常。”
在财政改革方面，与历代执政者羞于言利截然不同，高拱的‘义利观’中，首次不避讳的提出‘聚人曰财，理财曰义’的公利观。要求各级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则‘利即是义’，如果仅仅为了个人虚名而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即是不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高拱认为生财是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谈》三事，终于厚生。’所以理财乃王政之要务也！
这不仅仅是对宋明理学的非功利主义的大力批判，其真正目的也是要号召各级官府，注意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为隆庆朝的经济复苏和财政缓解做实际的工作。
那具体又是如何去做呢？
与历代统治者一想到生财，便是‘多取于民’不同。高拱认为若想生财，不能只靠压榨姓以聚敛钱财，而是应当‘开财之源’和‘节财之流’。
先说节流，高拱认为有‘节用’和‘储蓄’组成。所谓‘节用’，就是朝廷将每年所入算计了，才去支用。凡无益的兴作，无名的赏赐，不经的用度，都减省了。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百姓负担，还能将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及时用于救灾和军费。
至于‘储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国之大事’的高度，那么用何种方法进行储蓄，国家每年的收入应该怎样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将每年收入均分为四，消费支出占四分之三，节余的四分之一用于储蓄。这样累计储蓄三年，就可以达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顺此类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结余，这样即使‘年不顺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备无患，可恃不恐。
那又该怎样‘开财之源’呢？高拱除了传统的兴修水利，限制兼并，还耕于民之外，还给予工商业和金融业以前所未有的定位。之前，‘重本抑末’一直是各朝各代所奉行的基本经济政策，历来为统治者所推崇。虽然自成化以来，便有不少重视商业的呼声，然而真正能站在执政地位上，将重商恤商见解，转变为全国性的实践经济政策的，是高拱。他认为，农业关乎国计民生，给予其重视是应该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忽视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在高拱看来，农业才是立国之本，只要人人有土地，人人勤劳作，国家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而其重商思想是在其重农思想之上产生的，他看到了农商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商业自古以来就是互通有无的一个行业，如果农业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却没有商人这个中介将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中，那么农民就不会获得利益，丰年便与灾年无异；如果适逢灾年，也可以通过商人，将别处的粮食贩运过来，农民用丰年时的获利购买。这样看来农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发展工商业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带动农业的发展。
至于如何发展工商业，高拱提出首先要提高商人的地位。上疏请求皇帝革除宿弊，不再巧立名目、滥加盘剥，任意压榨商人，亦不得再暗索商人打点之费，不得刁难欺压商人。对于和商人进行买卖，朝廷应当按物估价，以市场价格收购，且不得拖欠货款，即使一时库中乏银，也应当从他处挪移，以保护商人的利益。并下诏各衙门，备查先朝官民如何两便，其法安在，提请而行。
当然，高拱所指的商人，其实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对于东南那些大商人，大工场主，他并没有给出评价，也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政策出台。
具体的财政改革，由张居正操刀，其实嘉靖末年执掌户部起，他就一直在着力推行中，只是因为其法被徐阶、葛守礼、赵贞吉这些当权老臣视为冒进，处处加以阻挠，所以举步维艰。但是数年下来，也在各方面有了不小的进展，此刻在高拱全面改革的大旗下，自然得以和盘托出了。
张居正的改革方案，由三大部分组成，削减开支、税赋改革，以及币制改革。
先说第一个削减开支，除了高拱所言的那些‘无益的兴作，无名的赏赐，不经的用度’一概进行削减外，他的着手点在‘宗藩世禄’和‘冗官冗员’上。
宗藩世禄乃大明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已经是朝野共识了。在河南、湖广、四川等许多宗藩密集之地，每年所收入的钱粮，甚至都不足以支付给宗室的世禄。宗室这个吸血鬼、寄生虫，终于要把宿主的血吸干了。
从嘉靖初年开始，礼部就提议将皇子封为郡王，亲王子封为镇国将军，这种降封的办法来减少开支。但是多因为宗室的强烈反对而作罢。直至嘉靖末年，颁发了《宗藩条例》，才以法规的形式，对王室特权作了限制，一是削减宗禄，二是规定如果亲王无后，那么同宗不能继承爵位，但是皇亲贵族仍然享有许多的特权。
到了隆庆年间，大臣多次上疏要求修改《宗藩条例》，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抑制王室的特权，但最终都无疾而终。现在高拱复出，时机成熟，张居正便果断出手，授意礼部仪制司郎中戚元佐疏曰：
国初亲王、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现在玉牒见存者二万九千四百九十二位，与国初相比不啻千倍，以今年全部收入供给尚不足所需之半。故请：
一、限封爵人数。亲王嫡长子袭亲王，嫡庶次子许封其三，郡王嫡长子例袭郡王，嫡庶次子许封其二；镇国将军嫡许封其一，无嫡止许庶子一人请封；其镇辅奉国中尉不论嫡庶只许封一子。凡不得封者，量给资、赐章服。
二、严继嗣资格。宗室无嗣，不得援兄终弟及之例，亦不得以弟子嗣。亲王、郡王有绝嗣者，止推一人管理府事，不得冒请复继王爵。
三、别疏属。国制郡王七世孙以下封奉国中尉。今后奉国中尉再传不必赐封，止将所生第一子给银五百两，余听自便。
四、议主君。亲王之女只封其三，郡王之女只封其二，将军中尉之女只封其一，郡县主及郡县乡君给禄外，其选配代，免给俸。各女婿不必另给冠服婚，一体听其自便。
五、议冒费。冒妄子女、革爵子女、擅婚子女，自今以后所生之子女听其自便。其擅婚子女，今后只赐名，俱不再给口粮。
其实按照张居正的想法，最好是亲王嫡子封郡王，其余子封镇国将军，以这种降等封爵之法，来减少日益膨胀的宗室世禄，然而隆庆不忍心，内阁也担心会遭致宗室震动，被利用为反对新政的借口，所以只好分步去做。但就算是这样，也足以让大明窘迫的财政缓一口气了……通过礼部和户部的重新清点核查，查出宗室冒妄、虚报人口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一人，虽然大都是低级爵禄，但也可为各省节省银二百万两，粮五百万石，大大减轻了多藩省份的负担。
对于冗官冗员，张居正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此时大明主要的冗员，不是来自官府，而是来自中官、锦衣和世袭勋贵武将上，他在《议裁革冗员疏》中，制定了一个计划表，准备用五年的时间，分三批裁汰完毕，使其人数减少到国初水准。
至于财税改革，主要就是推行一条鞭法，实行租税折银，但在之前，必须进行全国范围的清丈亩，查清实际亩数与鱼鳞册之间的出入，明确每亩田地之所属，才能谈得上租税折银。
丈田的目的是清查隐田，张居正很清楚，这必然会触动勋贵、官宦、豪绅的利益，引起他们群起抵制，但他下定决心，矢志不移，坚定地将清丈运动开展下去。他写信给各地巡抚，鼓励他们放手去干，‘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新郑与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考，使诸公得便宜从事。’同时下令严惩阻碍清丈的勋贵豪强和清丈不力的官员。这也是张居正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除此之外，他还力主推动币制改革，即将昔日与沈默商定，由宝钞提举司授权，汇联号和日昇隆分别在江南江北发行新版宝钞，并负责承兑。
其实张居正并不想把发钞之权交给两大票号，然而朝廷信用早就破产、财政极度窘迫，使他不得不将此权力下放。而且不管他承不承认，两大钱庄发行的银票，早就已经通行全国，现在官方承认，其实是将其纳入监管范畴，所以这样一想，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了。
至于军事改革方面，则由沈默全权负责。与张居正类似，自他掌兵部以来，便已经按部就班的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其他诸如‘一尚四侍制度’、‘军事文官专业化’、‘优待边防官员’、‘兵部地方军事文官对调’、‘武将子弟入学受教’之类，也都是之前已经与高拱商议完备的，徐徐推行而已。比起身处漩涡的高、张二人，他的处境显得从容的多。
唯一引起不小争议的是，他提出本年罢内监校阅京营，由皇帝亲自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上次大阅还是在武宗朝，至今已经近五十年没有举行过了。一经提出，便有不少大臣反对，说此乃劳民伤财之举，是沈默为讨好皇帝才出的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云云。
然而很快，那些只知道议论的家伙，就陷入了高拱整顿吏治的苦海中，都得靠沈默帮着搭救呢，哪个还敢惹他？所以再没了反对声。而隆庆皇帝，虽然对各种改革方略漠不关心，却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一方面，京城连年警讯，让皇帝不得不重视边防，另一方面，能有次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的机会，对于形同被圈养在深宫的皇帝来说，实在是太刺激了……
于是下诏，要在秋季举行大阅。诏令传开，各路将帅无不振奋，纷纷加紧操练，力求到时在皇帝面前，压倒群僚，大大的露一把脸。
而沈默这边，也开始加紧筹备军资，他提请高拱同意，在兵部武库清吏司，增设一名郎中、两名员外郎，以及主事四名，作为吴兑的副手，专管兵工总厂之生产。并下了死命令，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兵部下发的生产任务。
在生产动员会上，他对与会的官员和兵工厂负责人明言，这些甲具军械都是要上战场的，到时候哪家的出了问题，必定严惩不贷。为了保证质量，他还下令武库清吏司的另一名郎中，必须对所有入库军械进行严格检验，不许一件不合格军械入库，否则定斩不饶。
听了沈阁老杀气腾腾的训话，众人都知道他是要动真格的了，谁也不敢再糊弄了。作为生产方代表出席会议的成国公之弟朱希孝，不得不提出，兵工厂上下很愿意为驱逐鞑虏贡献力量，只是若按照最高标准生产的话，所需的费用就会激增，原先下拨的生产款远远不够。
“差额我已经算过了，”沈默看着朱希孝道：“是八十万两，这笔钱，兵部会分三次，在半年之内支付的。”
徐文璧本想狮子大开口，却没想到沈默早就把他们的生产成本，利润空间全都摸清楚了，只是这样一来，工厂赚得太少，实在没搞头。
“只要能按期按质完成，”沈默淡淡一笑道：“兵部会额外再奖励众位二十万两。”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听了这话，一众工厂主都无异议了，朱希孝讪讪笑道：“虽然不太够，但为国分忧，责无旁贷，这个差事，我们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