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茶馆中的气氛也很凝重，茶客们再也没有闲情逸致谈天说地，他们的注意力，都被报纸上对这起惨剧连篇累牍的报道吸引了。报纸上哀呼，暗无天日的正德朝又要来临了，茶客们也义愤填膺，马六爷等人更是疾声詈骂太监之倒行逆施，甚至整天把‘昏君’、‘阉竖’挂在嘴上。
沈默虽然一直在劝慰众茶客，但他私下写了篇讨伐宦官的文章，用大量的实例证明，对付太监这种欲壑难填的怪物，若只想着花钱消灾，只能助长其嚣张气焰，遭到变本加厉的压榨。只有毫不畏惧，团结一致，将这些贪得无厌的恶棍撵出去，上海滩才能重获宁静。
他的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更兼对国朝掌故、朝廷秘史了若指掌，属于那种顶有感染力的檄文。但许多报社都担心会惹麻烦，因此没有采用，只有上海滩排名第十的‘新报’是个例外。
这份因为创刊太晚，导致努力多年也不能跻身上海报业前列的报纸，有一位快被老板折磨疯了的总编。在看到这篇文章前，他刚被老板威胁，要是下个月报纸的销量还没有起色，就卷铺盖滚蛋。在看到这篇文章后，萎靡不振的总编一下子精神起来，他能预见到，这篇文章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要是换了别的总编，肯定不敢用，但对于他来说，如果成功了，起死回生。如果不成功，也能拖着老板一起死，哪个结果都很好。所以义无反顾的采用了，并且一不做二不休，还把头版的广告都请到第二版去，空出来整个版面，印刷讨伐太监暴行的檄文。
第二天老板看到后，直接晕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咆哮着揪住总编的领口道：“你想拖我一起死是不是，我先把你丢到黄浦江里去！”
“那也得等我把加印的五万份印完。”总编淡淡道。
“多，多少？”老板的嘴巴能塞进去个鸭蛋。
“五万份。”总编重复一遍。
“五，五万份。”老板一下松开手，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那可是《上海日报》的销量，自己做梦都想达到的数字啊！到底要不要抓住这个一举突破的机会呢？老板痛苦的权衡起来。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如果担心会被那些太监看到，咱们先印的五千份，肯定已经被他们看到了。”总编却很淡定道：“那么咱们加不加印，都已经没有区别了。但对我们的报纸来说，区别可就太大了。”
“说的对，死也做个撑死鬼！”老板终于把对风险的担忧抛到脑后道：“给我印！”
凭借头版犀利的新闻评论，《新报》很快从上海报业丛林中脱颖而出，比起原先满是广告的样式来，人们还是更喜欢这种开门见山的犀利明快。尝到了甜头的《新报》再接再厉，接连数日刊发了一系列讨伐阉竖，换上海滩清明的文章，在将销量拉高到《上海日报》水平的同时，也把其他报纸逼到了不得不表明立场的地步。
于是上海滩的报纸，开始争先恐后的声讨起来，要求宦官停止暴行、交出凶手！虽然太监们几乎没有看报的习惯，但并不影响报纸对市民强大的影响力，民众的愤怒迅速升级，他们纷纷表示，明言如果官府不能为市民讨个公道，那将用自己的方式讨还公道。
上海知府孙鑛乃是孙鑨和孙铤的幼弟，本来接到其兄的指示说，只消静观其变就成。但眼看着民众恐惧化为愤怒，上海城就要出大事，不出头是不行了。他一面安抚民众的情绪，一面去江南饭店找到领头的太监张清，希望他们捞一把就够了，及早收手，去别处祸害吧！
张清哪里把这个地方官放在眼里，只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胆敢抗命，就杀了你！”
孙知府说了半天好话，却得到这个一个答复，气愤到了极点，他豁了出去：
“趁早告诉你，我抗命自然该死，但百姓是朝廷的百姓，要是逼反了他们，到时追究责任，你们也跑不掉！”说着一把将张清拉到窗前，张清看到玻璃窗外的马路上，站满了手持石块、木棒的民众，顾不上生被冒犯的气，瞠目结舌道：“怎，怎会这样？”
孙鑛语重心长的解释道：“我想公公也应该听说，吴中民风彪悍。徐阶徐阁老曾经言道，‘其乡人最无天理’！及近时前后，官于此土者，每呼为鬼国，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创之！’因为朝廷之政令，不能行于此地，而人情狡诈，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故也！所以我在此当官的经验，就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哄着他们，从来不敢招惹。”
张清一盘算，倒也是这么回事，这才老实了点，局势终于得到了控制，没两天便悄悄撤走，坐着船往下一站苏州去了。谁知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在上海发生的事情，早被苏州的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出来，市民们组织起来，在码头等候张清船队的到来。
当他抵达的时候，好家伙，只见码头上密密麻麻起码上万人。张清起先以为，这是在欢迎自己，还想说千年苏州就是比暴发户上海更懂事儿，谁知道船一近岸，便听到岸上民众一齐鼓噪，向他飞砖击石，他要不是爬下得及时，肯定要被击中的。
这会儿他才知道孙鑛所言不虚，吴中这地方富庶归富庶，但民众太刁悍了，哪里还敢再进苏州？于是他便转道吴江，不料吴江的百姓也照样聚众鼓噪，情势汹汹，继而他又打算去太仓、无锡……都遭到了同样的对待。张清万万没想到，自己求爷爷、告奶奶，花了大价钱才得到的下江南的机会，不仅没有预想中的称王称霸、大捞特捞，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叫他怎能不郁闷？
但也不能这么算了，不然自己还不得让人笑话死？跟手下人一合计，说那就去南京吧！怎么也是留都，有衙门有团营，百姓肯定没法乱来。起先也确实如此，但死太监不知收敛，只以为南京的百姓也像北京的百姓那样任人鱼肉呢，于是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一个月时间，就逼死了十余条人命。
五月里，忍无可忍的南京的百姓诸生一千余人，聚集在都察院署衙门口，击鼓声冤，痛陈张清的种种罪行，要求言官们参奏朝廷，严惩阉竖。
南督御史孙鑨苦涩道：“诸位以为我们没有弹劾此獠么？”便命人将数月以来，南京言官们弹劾张清的副本推出来给诸生阅看，竟有近百本之多。众人惊愕之余，他又道：“京里的阁老、部堂们也不停劝谏，希望皇帝能召回张清等人，安抚东南百姓，”说着重重叹息一声道：“无奈……”后边话打住了，大家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本官无能，任官南京数年间，未尝有一善政于百姓。”孙鑨接下来的话，让心凉了半截的众人，又一次热血沸腾起来，只听他说道：“我已经写好了辞呈，准备去骂张清一顿，谁要是也有此念头，不妨同去，责任都算我的。”说着狠狠的骂一声道：“道不行，乘桴于海上，这鸟官不当也罢！”
见素来不苟言笑的孙都堂，竟然爆出粗口，众人欢呼起来，全数跟着他，便转而来到张清的署衙，张清哪里会见他们，赶紧让手下的太监挡住，双方扭打一处，冲突持续了两个时辰，愤怒的南京民众越聚越多，最后聚起了一万余人，蜂拥冲入署衙之中，吓得张清逃匿皇宫，整个南京城的宦官都不敢出门。
情形发展到如此地步，万历依旧不思安抚，而是严令南京守备太监，护送张清周全回京——张清就这样带着掠夺来的金银财宝，安然无恙地回到北京城。虽然迫于压力，万历在没有凑足额定的三百名宫女的情况下，终止了此次挑选宫女的计划。但他并不认为错在己方，而是跟认定了，是因为地方官跟自己对着干，命锦衣卫将不与张清合作的苏州知府李商畊、推官赵文炜、吴江知县华钰、太仓知县车任重、南京兵备佥事冯应京逮治问罪。而直接导致南京骚乱的南督御史孙鑨，也被押解进京。
孙鑨被关在诏狱时，万历让人送了把宝剑过去……他实在是想借机杀了这个沈默死党，于是耍了个小聪明，让送剑给他的太监传话道：‘你自裁吧！’但当孙鑨自杀了，他又可以矢口否认，说只是赐一把剑而已。自幼被称为神童的万历皇帝，从来不缺乏这种自以为是的小聪明。
谁知孙鑨听了口谕后，便伸出手来。
“干嘛？”太监有些愣了。
“皇上既然要赐死我，肯定要有手谕的。”孙鑨淡淡道。
太监拿不出，支吾着退了出来，后来竟没了下文……
孙鑨便将宝剑悬于腰间，端坐在牢房中，想坐就坐、想卧就卧，谁也不敢靠近……因为他说，这可是御赐的尚方宝剑，杀人不用偿命的！
小样，想吓唬我？还嫩了吧！
孙鑨等人被关在诏狱，大臣们自然积极营救，内阁诸位大学士，以集体辞职为要挟，终于使万历同意放人，但在谕旨中严厉的明示，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如有再犯，定斩不饶！
万历这次之所以答应痛快放人，并不是他想与大臣修复关系。事实上，君臣之间已经如感情破裂却又无法离婚的夫妻，不过是搭伙过日子，各行其职罢了。真正促成这次赦免的，其实是他的母亲李太后，而李太后之所以退隐多年再理政事，是因为她有孙子了。
当然是万历的儿子。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凌晨，紫禁城启祥宫里，传出一声嘹亮的婴儿的啼哭。恭妃娘娘胎气发动顺利产下一子，这也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于万历六年春月间大婚，至此四年半时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讽刺的是，这位恭妃娘娘，既不是他大婚时的皇后，也不是后来册封的二位娘娘，甚至不是他前年娶的九嫔，而是太后宫里的一个宫女。
却说那日皇帝一早去向太后请安，许是前一次服用春药的效果未散去，他感到了久违的一柱擎天，大清早就饥渴难耐。正好那天太后在礼佛，他便顺手拉了个宫女，就在母亲佛堂的隔壁发泄了一下。
谁知道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扯淡，与他结缡的正宫娘娘，正经办事儿数年都没有怀孕，而这王宫女偷沾雨露，竟奏承祧之功。不出数月，肚子大起来，瞒不住了，李太后终于知道，王宫女本以为这下死定了，谁知道太后娘娘竟然很平静地问明了情况，然后让人拿来《内起居注》一比对，就让人给她换上嫔妃的衣服，然后把皇帝叫过来。
万历来了，李太后问他，可是在自己这里做过腌臜事儿。万历做贼心虚，矢口否认。李太后把《内起居注》上的折页翻开道：“你自己看！”《内起居注》是皇家绝密，由专门的哑巴太监负责全程跟踪皇帝，将皇帝的一举一动记录下来。其意义十分重大，比如皇帝要是出了意外，也好找责任人，又比如，像现在这样，搞出意外，也好确定是不是自己的种。
万历哑口无言，只好认账，将其封为嫔妃，并留在太后这里安胎。
五个月后的凌晨时分，皇长子呱呱坠地。在佛堂祷告一宿没合眼的二位太后，听说生出个带把的，顿时喜极而泣。万历也未曾合眼，与太监打了一宿的马吊牌等候消息。一闻这喜讯，也是如释重负，无论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个皇帝，他都盼这个儿子太久了。
紫禁城内顿时沸腾，到处挂起了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接着是整个大内响起了鞭炮声。后花园中的谯楼和午门前的五凤楼上，同时奏响了悠扬激越的大钟，向天下宣告着大明朝继承人的诞生。
万历皇帝和文官的不对付，源自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感觉甚至比当初沈默在时还要糟糕。沈默在时，恐惧也好，愤怒也罢，目标就在那里，无论对方如何遮天蔽日，自己总知道该朝谁下手。
他本以为，沈默去后，这个朝堂就是自己的天下了，且他自认为这两年，自己的手腕算得上高明，通过挑动晋党与沈党的斗争，陆树声、魏学增、唐汝辑、孙鑨等沈党大佬纷纷下马。虽然张四维、王崇古这样的晋党大佬也折在阵中，但王家屏、杨俊民、刘东星、杨一奎等一批新生力量也成长起来。而且万历还特别注意扶持非东南和山西籍的官员，已经到了不问能力，只看籍贯的地步。然而，皇帝却滋生出浓重的无力感，他发现无论自己怎样做，都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比如说今年，陆光祖丁忧，吏部没有尚书，万历打算趁机换人，明确表示希望由一位北方人接任。然而廷推上来的两人名单，是孙鑨、陶大临。
万历知道这两人与沈默的关系，怎能把天官之位他们中的一个？便令重新推举，呈上来的名单却没有丝毫改变。
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但万历还是对胜利充满希望的，因为他手中还有中旨——所谓中旨，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可谓是一条捷径。但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旨提拔大臣，而其中原因可谓让人大跌眼镜——皇帝倒是愿意给，大臣却坚决不要。
表面上看，这是官员们的操守太高，不愿意走这种终南捷径，而是要扎根群众，获得广泛的支持才肯上任。但实际上，谁不想走捷径谁是孙子，可文官集团不成文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升官只能靠同僚的拥护，靠皇帝下旨的人，会遭到百官的唾弃。
这一规矩可以说与沈默无关，而是在空前君主专制的压迫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文官集团，形成的一种集体的自我保护。只有用这种方式，将皇帝排除在官员的任命之外，才能保持臣权相对的独立性，使所有人的命运，不至于悬于皇帝一念之间。
但皇帝不相信，所有人都这样自觉，他认为人都是贪婪而自私的，尤其是那些长期靠边站，满腹怨气的家伙。在大臣中找了一圈，他选定了张居正的同乡李幼滋，这位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已经在侍郎位上十几年难有寸进。在皇帝看来，肯定难以抗拒这天上掉下大印。于是直接用中旨委任了李幼滋为天官，谁知李幼滋面对汹汹舆论，压根不敢接旨。他在奏疏中言道；‘廷推乃祖宗成例，贤士众望所归。今皇上无视众议，以中旨指定微臣，实乃与群臣怄气，非圣君所为。’明确表示，中旨授予的官衔，我是不会当的，而且不是很含蓄的指出了万历的图谋……就是想破此成例，绕开廷推，将人事大权上收。
万历老羞成怒，朕出口就是成宪，岂是你能推三阻四的？于是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申斥，说你不接旨就是抗旨，抗旨该当何罪，自己掂量着办吧？李幼滋也是杠上了，一天一本的上辞呈，皇帝全部留中不发。一个月后，始终得不到答复的李幼滋，竟然直接挂冠而去。
万历终于信了邪，只好命令再次举行廷推，然而大臣们却不买账，他们声称廷推合法有效，皇帝应该从两个人选中选一个，双方各执一端，都死咬着不松口。结果陆光祖已经离任半年，天官之位还是空悬，部务由左侍郎王锡爵掌管。
又岂止是吏部尚书的人选？七月里，吕调阳去世，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当他看到大臣们推举的名单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因为名单上的两个名字，分别是陶大临和孙鑨。
这些满口忠君的大臣，明知道为吏部尚书的人选，皇帝已经气得七窍生烟，竟然还要推荐这两人，明摆着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他再次将任命搁置，反正内阁六个人也一样！
万历想不明白，沈默明明打倒了，他在军政两方面的党羽也剪除了大半，剩下的也偃旗息鼓，苟延残喘。为什么自己还是感到窒息般的无力呢？
答案就在尚未远去的历史中，他虽然熟读列祖实录，但并不能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坐在列祖所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权力，已经和他的前代不同了。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视为金科玉律，为臣子们不折不扣地执行，甚至将其言行奉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认定的，任何超出认定范围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无道之举，会遭到文官们的集体抵触。
这种变化尽管在形式上保持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皇帝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核心。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早就从皇帝手中接过了实际的权力，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权力者。
每个官员的产生，都要经过十多年悬梁刺股的苦读，然后经历最严酷的层层选拔……不要听信那些科场失意者对科举的抨击，那都是因为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这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当上官之后，还是不能松懈，除了定期的考察，平时稍有不慎，还会招致言官的弹劾，弄不好就前途尽丧，就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还得做出成绩，才能一级级往上爬。沈默的爬升速度已经是极限了，也用了将近二十年，才有资格站在皇帝面前。
绝大多数人立不了那么多大功劳，三十年就算很快的了。不是顶尖的社会精英，绝度走不到这一步，早就被优胜劣汰下去了。幸亏这样的一群人从来都心不齐，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互相掐上了。要是他们齐心协力，想要把皇帝赶下龙椅，是一点难度也没有的。
而皇帝只是因为恰巧生在帝王家，又恰巧是他爹死的时候最大的儿子，便成为了天下的至尊，并不是经过优胜劣汰决出来的。而且为他们树立三观的老师，正是那些成了精的大臣。大臣们自然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未来的皇帝——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代表他们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在政治无法解决时，做出不偏不倚的裁决，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
说白了，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且从不插手具体的政务，只需要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彰显王朝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就是最好的皇帝了。因此从成祖以后的皇帝，无论是仁宗、宣宗、英宗、景宗、还是宪宗、仁宗，都基本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能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保持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他们越是这样，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他们也就越发被束缚住手脚，直至任凭臣子们摆布。
就连以荒淫无道著名的正德皇帝，一直追求也只是个人的自由，对于那些束缚他的规章制度和讨厌老头子，他也只是想方设法的逃避，却从没想过去破坏。归根结底，他也是老头子们教出来的学生，只是青春期太长，叛逆心太强罢了……
唯一的例外是嘉靖皇帝，这个由藩王入继大统的野孩子，没有接受过一天皇家教育，自然也没有被灌入谦抑温和的因子。在他的眼里，皇帝就是无上的权威，而没有任何自我压抑的义务，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恰巧他可以算得上，有明一代智商最高的皇帝，有着前任们难以比拟的政治天赋。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操控一切，他也以为自己做到了。但历史能够证明，他错了！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
严家父子便已经悄悄的窃取了他的威柄，在他把他们当做提线木偶的时候，自己也做了他们的木偶。而在生命的晚期，他已经清晰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被抑制，他的权力也被夺走——徐阶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官集团，已经凌驾于世间所有强权之上，包括嘉靖皇帝的皇权。
正是嘉靖皇帝的倒行逆施，让大臣彻底不再对皇帝报以幻想，将与皇权的博弈，看成事关存亡的大事。文官集团对臣权的追求，已经从无意识向有意识转变，这直接着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文官的时代即将到来。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不过在他的继任者，和嘉靖的继任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个过程被极大的缩短了。
隆庆皇帝的端拱寡营，几乎将国家的权柄让出。他的儿子万历，年仅八岁登基，在万历八年之前，完全与国事无缘，这给了文官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徐阶之后的两大首辅，高拱与沈默，一个锐意进取，大胆揽权，一个长袖善舞，最会收拢人心。两人相继相成，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十几年，一代人，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许多事情成为理所当然。所以当沈默离任后，文官集团依然要紧紧握住权柄，而不是交还给皇帝。多少年来，文官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万历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政权十分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而且对此毫无办法……
但这不代表皇帝就会认命，至少万历皇帝不会，他可是以乃祖为目标，已经击败了有史以来最大权臣的少年雄主，岂能任凭大臣摆布？他一直希望再度启用张四维。张四维也早就巴望着了，在蒲州老家憋了一年多，感觉风头过了，便写信给皇帝，暗示自己又重新斗志满满了。万历心领神会，便下了圣旨起复他。张四维担心夜长梦多，一接到旨意，便赶紧上路，谁知走到半路，家里传来讣告，他那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爹，竟然莫名其妙的死了……张四维只好转回家奔丧。
万历皇帝不寒而栗，他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毁灭性的力量，足以伤害到自己。为了自保，除了殚精竭虑的与大臣作斗争外，他还不遗余力的培植宦官力量，实指望着太监军团能成长壮大，成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墙。所以他才会如此偏袒这些不成器的家伙，甚至唯恐他们不够嚣张霸道，治不住那些目无君上的大臣。
所以南京发生了民众反抗钦差太监的事变，皇帝不仅不怪罪张清，反而趁机把早就看不顺眼的孙鑨逮到北京，甚至想要逼他自裁，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结果这时候皇长子出生，太后懿旨大赦天下，倒让孙鑨逃过一劫。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万历亲自写下‘发回原籍、永不叙用’的谕旨，彻底封死了此人东山再起之路！
当时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
不论什么人，摊上这八个字，政治生命就可以宣告结束了。因为自本朝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有多大背景，如果下野之后没有上台，慢慢地就会被边缘化，直到彻底完蛋，从无例外。包括那位神一样的刘伯温，包括号称百官之师的徐阁老，都没逃过这样的命运。
但经验只是对过去的总结，如果靠经验就能预测未来，未来也就算不上未来，只是对昨日不断的重复。终有一天，会有与经验不符的例外诞生，那才是真正的未来……
例外，就从孙鑨这些人身上开始。
按照本朝惯例，因为为民请命而险些被皇帝害死的孙大人，毫不意外的盛名满天下。从他入狱的那一刻起，就有数不清的官员、士绅、甚至布衣百姓上疏为他鸣冤，他离京的那天，百官出城相送，大家把酒赋诗，豪迈之情激荡天际，毫无离别悲切之意，反倒像是庆祝凯旋的大会，更不在意皇帝的感受。
孙鑨一路南下，无一例外的受到所经府县的盛情招待，不仅地方官扫席以待，百姓士绅也争相出迎，甚至有人步行数百里，从临省赶过来，就为一睹这位为民做主的青天大人的英姿，然后给他鞠个躬。
孙鑨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他对每个来拜访自己的人都热情接待，无论是贫是富，是官是民，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以诚相待。有人问他，您与愚夫愚妇费那些口舌，能有什么用处？他微笑道；“我看每个人都是圣人。”闻者不由肃然起敬。
越往南走，他受到的欢迎也越热烈，回到南京时，那一天金陵城里万人空巷，人们都到燕子矶码头，隆重迎接他们的英雄归来。南京城的官员也是一个不落，表达对他们领袖的支持——孙鑨先在南京任吏部尚书，又转任左都御史，为人素来威严自律，公正清廉，在留都百官中的威望之高，超乎想象。
耿定向、金达等一班同年，还有他弟弟孙铤，自然也在欢迎的行列。把他迎回去，孙铤家中早就备好了酒席，一班同年以及跟他一同回来的孙鑛马上就坐，待两人喝了接风酒后，众人说起今日码头壮观的场面，孙铤打趣道：“当年拙言中了六首，也没这么风光过，老哥你这牢饭吃得是值了。”
孙鑨摇头笑笑没有做声，孙鑛便符合二哥道：“大哥这一路南下，可真是风光大了。”
“怎么，羡慕了？”孙铤笑眯眯道：“其实你要是吃顿廷杖，被抬着回来，保准比大哥受欢迎。”
“多大年纪了，正经点吧！”孙鑨脸上有些挂不住，岔开话题对耿定向道：“谈谈书院的事情吧！”
“怎么，你终于肯讲学了？！”耿定向一下兴奋起来道：“加入崇正书院吧！我还是那个态度，会主一职虚席以待！”
“立峰兄能加入，我们琼林学派如虎添翼啊！”金达这个南京国子监祭酒，也兴奋的搓起手来：“你的功力深湛，与天台双剑合璧，肯定可以力压诸派，这次留都大会我是信心十足！”
国朝建立之初，太祖皇帝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通过八股取士和颁发三部《大全》而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虽然这与朱元璋本人用武力扩张地盘一样，不过是驯服广大读书人的一种战略，但毕竟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国朝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其精英集团逐渐成为真正主宰着国家的士大夫。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欲望也日益失去控制，被明初二祖的吏治政策所压制的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出来。官场的腐败丑恶与士大夫对权力的投机钻营，使得固守儒家道德教化的人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这些人认为，八股取士的方式不但无法使圣贤学说深入人心，反而会因读书人将儒家经义视为仕途的敲门砖，而漠视其本来的道德精义。而士人阶层的道德沦丧，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沦丧，那样华夏礼仪之邦，真的要变成禽兽之国了。为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讲求，不能让八股文化成为读书人学习的全部内容。
于是，在文官集团成为权力者后，社会上也开始出现讲学运动。一大批大学者投身讲学，教诲众生。起先，讲学家们并没有跳出宋代理学家的窠臼。他们将挽救士人风气的希望，放在了呼吁士大夫加强品德修养上，却不敢对程朱理学有丝毫的质疑。只是将道德沦丧归咎于，读书阶层只把程朱之学当成是通过科举之门的一把钥匙，并非一种自觉的人生需要。而士风的腐败，正是因为广大士人缺乏对程朱之学进行自觉深入的体会。所以，他们要通过讲学运动使宋儒的性理之学真正深入人心，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来荡涤仕途和官场的腐败气息。
因此可以说，在阳明之前的讲学，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然而从其效果来看，却令人极端失望——从英宗时期开始，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乱政之风，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拜倒在其门下，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政治日益腐败黑暗。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
因此儒者们，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独立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他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与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阳明公的意思极为简单和明白。所谓良知，即是人心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种良知的得到，并不需要向外去格物，而只须到内心去寻找。这种良知说的提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孟子‘人皆有其侧隐之心’的老调重弹，又似乎是理学家所攻击的堕于禅道，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则其根本意义仍在于攻击当时日益腐败堕落的广大官绅集团。
因为依照被当做官方正学的程朱理学，只有向外格物才能获得真知，这种格物致知的理论只适于广大读书阶层，只有熟读圣贤书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去成为圣人。这等于不明确地提出了读书人最高贵、最聪明。也就为官僚集团提供了一种享有特权生活的理论支柱。
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说，实际上对官绅集团的优越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既然圣人不是格物而能做成的，而良知又是人人天性中都具备的，这就抹平了官绅集团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沟壑，所有人都同样必须去寻找自己的良知，也就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分。
这种学说一经提出，就史无前例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它不仅吸引了几乎所有不满现实政治的读书人。还得到了迅速成长壮大，却得不到社会地位的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甚至连最广大的黎民百姓，都是这种史上最平易近人的学说的坚定拥趸。
得益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士绅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孜孜不倦的讲学，积极接引后学，而且有教无类，上至官绅富商、下至贩夫走卒皆可听讲。尽管受到理学家的非议，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员的打击，王门心学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来，阳明心学诞生一甲子以后，终于在学术上压倒了程朱理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嘉靖七年，阳明公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秉承师志，继续推广讲学活动。但阳明公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生平一贯的。他早年用心于朱子格物之学并因此致病；龙场顿悟后，觉早年之非，开始注重内心体悟；正德二年提出“知行合一”论，并开始讲学生涯；正德十六年，鉴于有些弟子重心悟而轻实践，在‘良知’的基础上加一‘致’字，提出‘致良知’的理论；嘉靖六年，天泉桥上与王艮等论学，又提出所谓‘四句’教法，最终在晚年达到了思想的圆熟境界。
然而他有着古往今来哲学家的通病，太强调体验与个人理解，失之于笼统抽象，更称不上体系严谨，尤其是‘四句教’等宗旨与前期思想大为不同。弟子们无规矩可循，以致于摆去束缚，流于态肆。王门后学在这样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走向了各是其论，分门别户，自为己说的境地。
钱德洪为《阳明年谱》作序中，便直言不讳道：‘师既殁，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正如他所言，王阳明的一传子弟便纷纷，其中最盛的四家是山阴王畿、泰州王艮、安福刘君亮、永丰聂豹，四家都建立了各自的体系，称为王学四门。到了嘉靖末年，后两家渐渐式微，前两家几乎是各占半壁江山。但依然充满了分歧与争执。
其中王畿一生为官不久，居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南都及吴、楚、闽、粤、江、浙，皆有其门下书院，年已八十犹周游不倦，东南士人莫不以其为宗盟，是为浙中学派。这一派将阳明心学演化成了先天之学，将良知看做禅宗顿悟似的内在精神的追求，不需要下功夫。体现在政治上，主张统治者应该黄老无为，尽量避免扰民，自然深受士大夫和商人的欢迎。
同样大行其道的，是王艮的泰州学派。这个学派将心学的‘心乃本体’，改革为‘身乃本体’。一字之差便把重点从思想转到了行动上。所以它讲究积极入世，强调自我，主张人人平等，肯定人欲、尊重人性……总之怎么与理学礼教对着干就怎么来。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它大行其道，凝固的社会才开始加速流动，变得光怪陆离。而且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平民百姓，人数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但双方都有致命的缺陷。浙中学派任其自然的消极思想于救世无补。而极度讲究自我解放的泰州学派，不可避免的狂人辈出，从王艮到颜均，从李贽到何心隐，都是赤手搏龙蛇之辈，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过于偏激的思想，自然不为统治阶层所喜。其有教无类，又使得门下弟子鱼龙混杂，使社会上层人士难免避而远之。
想要救世，哪一种都靠不住。王学该何去何从，到底如何才能找到阳明公的真谛，不少学者开始谨慎地反思、修正王学，直到琼林学派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