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任凭张四维如何优秀，却被高拱沈默张居正的光芒所掩盖，就像烈日当空，不见星月，人们根本意识不到，他已经当了十年的宰相。
要说之前的高拱也就罢了，那毕竟是提携他老前辈，他又纯属新嫩，伏低做小也是应当的。但现在的首辅沈默，比他还晚一届。张居正的政治生命，更是早就应该结束，却逼得自己刚当上次辅，又不得不让位。两人牢牢把持着内阁的权柄，他只能做着敲边鼓、打下手的差事，张居正更是从来不正眼看他，甚至有心情不好时，拿他出气的经历。
张四维只能默默的忍受着，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他都没有说过一句怨语，他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以‘宰辅’自命，充其量只是一僚属耳。因此，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也绝不会自作主张而忤逆了二位上司。这种表面尊贵、暗里受瘪的滋味太难受了，这样的日子越久，张四维积累的痛苦也就越多，夜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他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是因为他相信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皇帝会长大的，权力会重构的，到时候自然有一番沉浮，谁说自己不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呢？
终于，在默默忍受了五年之后，机会出现了——张居正父亲的去世了，当他乍一听到张父的讣告时，第一反应是解脱感，他想到张居正马上就要回乡守制了，这个给他强大压力的男人一走，剩下的沈默也没几天好日子了。皇帝已经长大了，不会再是聋子的耳朵，沈默也到了为他这些年削弱皇权埋单的时候了。驳中旨、削司礼监、撤东厂……这一笔笔账，皇家都是要和他清算的，之所以拖了这么些年，不过是时候未到罢了。
一个不敢奢望的幻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张四维激动到难以自己。今日小皇帝这次谈话，更让他确信自己的判断……他一点也不介意皇帝想要留下张居正，因为这恰恰说明，皇帝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在迫切的寻找帮手了。
而且张四维知道，愿意替皇帝当这个替罪羊的，还有很多很多，皇帝选择自己，就说明自己也是简在帝心，只是屈居张居正之后罢了。现在他只要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做，张居正转眼就能被口水淹没了，到时候怎么还有脸待在京城？自己自然会递补为头号人选，成为皇帝对抗沈默的唯一依靠。
虽然对手异常强大，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帮手有很多很多。沈阁老当政后，言论自由，支持讲学，让原本就兴盛的讲学之风，变得如汤如沸、不可收拾起来。大明朝言论空前自由，各种奇谈怪论涌现而出。这些年来，南方一些文会社团，开始大肆宣扬一种‘非君思想’，这些人集结成会，把皇帝说成是万恶之源，将一切社会悲剧，都推到皇帝身上，并卖力鼓吹什么‘虚君实臣’的政治架构。因为从正德皇帝以来，三任皇帝都没有很好的履行过自己的职责，便给了这种说法滋生的土壤。尤其是在不服王化久矣的南方，这种说法甚嚣尘上，竟然很有市场。
但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北方，这种说法就成了大逆不道。这些年来，张四维暗中联合了一些坚决拥护皇权的官员，这些人有二三品的部堂督抚，有新近的御史言官，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十分可观。他们组成了诗社，以文会的名义聚在一起，强调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声讨‘非君思想’，并将矛头直指当朝首辅，认为这种说法的泛滥，离不开沈默的纵容，甚至说是他为了效仿王莽所做的准备。他们商量着如何帮助皇帝恢复权柄，拨乱反正，只是因为皇帝太小，一应奏章都是沈默批复，他们才保持隐忍，等待时机至今。
想到这些，张四维的心变得强大无比，他踌躇满志，相信自己虽然弱小，但一定可以取胜。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虽然打着一箭双雕的算盘，但张四维还是得谨慎从事，写奏章之前，他先到沈默那里，把皇帝召见的事情交代一番。果然，沈默说不出阻止的话，只能让他遵命便是。
于是第二天。邸报上便登出了张四维请求夺情起复张居正的奏疏，疏中，张四维说大明一日不可无张居正，说夺情是舍一人之私情，造福于天下的圣贤之道，请皇帝千万要留下张居正。让人鸡皮疙瘩掉了一地，若不是白纸黑字署着名，怎么也不会把这样的马屁文章，和素来声望上佳的张四维联系到一起。
但另一方面，向来貌似粗豪，实则油滑的吏部尚书王崇古，这次却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了。不肯按照皇帝的授意，出面挽留张居正，他回复皇帝说：“张阁老是两代帝师，顾命老臣，回乡奔丧应给予特殊恩典，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揣着明白装糊涂，显然是不支持夺情的。
张居正处在舆论中心，如果保持沉默的话，就显得太露骨了。他只好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他的《乞恩守制疏》，在最新一期的邸报上全文刊登。这是一篇长文，虽然孝子之情哀溢于纸，但请求守制的语气并不十分坚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张居正迫于反对派的压力而作出的敷衍……张居正非但没有把话说死，反倒用了大量的篇幅回忆和小皇帝的点点滴滴，并说什么：‘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但是张居正一个‘夺情’的字眼都没提，观其奏章大意，还是要求丁忧的。所以他自认为，舆论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
这对君臣，演起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觉着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下面就该顺理成章的夺情了。
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毫无技术含量地把戏，怎能瞒得过人？于是官员们愤怒了，不安了。他们愤怒和不安的根源，其实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中旨！当年壬申政变时，正是六科喊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用封驳权打回了宫中的乱命。
现在六年过去了，宫中又开始连连绕过内阁下达中旨！而且是比六年前危害更大的乱命！六年前那次，只是关系到一个首辅的去留，这次，却是关系到王朝的统治根基！
本朝以孝治天下，不守制就是不孝，不孝子非忠臣，就是不忠不孝之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要求臣民做到一，自己就得先做到十，才能算是以身作则，垂范天下。现在做皇帝的，要不顾纲常强留，做臣子的，更是为了权位恋栈不去。如果这件事真成了，那天下人还有谁遵守孝道？连孝道都不遵守的人，又怎么会遵守臣道？那样人都会变成乱臣贼子，只要有点实力的，就想当皇帝，肯定要天下大乱的。
这就是士大夫的强悍逻辑！
位于灯市口大街的博伦楼，空间轩敞、装修典雅，而且价格在高档酒楼里也不算高，因此成为年轻官员聚会的首选。
这日下朝以后，那些个早就约好了官员们，便在各自衙门换了便服，然后乘小轿往博伦楼汇集。这些人大都是万历后的进士，年纪也在三十岁左右，正好是商业繁荣、风气开化、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时，他们又亲历了东南倭乱，又经过收复河套这一壮我人心的伟大胜利，因此心中匡时济世的心念，和舍我其谁的气魄，是前辈的官员所不具有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批生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的年青人，虽然历经三朝，却只见到一个整天躲在宫里修道的老皇帝，一个整天躲在宫里采蜜的中皇帝，和一个整天躲在宫里读书的小皇帝。所以在他们心里，皇帝就该是躲在宫里享福，把天下交给大臣治理的样子。因此对于皇帝这次的‘越界行为’，这批年轻官员显得尤为反感，更认为自己有义务纠正皇帝的错误，一致君尧舜。他们这次聚会，正是为这个目的而举行。
这会儿，包厢里已经坐满了官员，他们分成好几群，就近发表着看法，但显然还没有正式开始。看正位上空着两把椅子，似乎是在等两个重要人物。
没有让他们久等，店伙计便领着两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进来。一看到他们，屋里的人都起身，纷纷抱拳笑道：“梦白、尔瞻，你俩可来晚了。”
这叫梦白和尔瞻的，论年纪比在座众人都小，却似乎是众人之首。他俩相视一笑，那个矮一些、面容白皙的‘尔瞻’笑道：“我俩可不是故意来晚的，我们从衙门出来，拐到南石斋去了。”
“南石斋？”众人兴趣大增道：“可是有什么大作见报？”
身材高大的‘梦白’笑道：“正是，尔瞻兄写了篇文章，明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了，他拉着我去南石斋，先要了人家几份，让大家先睹为快。”说着便从袖中掏出一摞散着墨香报纸，散发给众人阅看。
报纸这玩意儿，在南方问世十年后，终于在万历初年，传到了京城。然而南北文化的巨大不同，商业活动的繁荣程度，市民识字率的差别，都使在南方红红火火的报纸，在北方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基本上只在北京、太原、济南等几个大城市有流传，发行量大都很小。
不过所谓‘小’，只是相对于南方的‘大’来说的，事实上除了四书五经这样的教科书，它已经超过任何一种出版物的普及程度了。尤其是士大夫云集的北京城中，足有五种报纸在发行。南石斋印社发发行的‘时事报’，是五种报纸中发行量最小的，但对于士大夫的影响力却是最大的，因为它刊载的是各种时事评论和政论，有‘小邸报’之称。却由于其非官方的立场，而更加辛辣火爆。
尔瞻和梦白，正是一对写政论的高手，他们的文章在小邸报上发表，思想激进又不乏深刻，深得年轻官员的拥戴，这才年纪轻轻，就俨然成了新锐派的代表。
现在两人散给众人看的报纸上，便有那‘尔瞻兄’邹元标，所作的文章《论‘乞恩守制疏’》，一看就是针对张居正来的。
只见他辛辣的讽刺道：“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正常人都会匍匐星奔，凭棺一恸。然而居正的奏疏中，却言语含糊，不舍官位之意昭然若揭，还振振有词的自称‘非常人’。这种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时不照顾，死时不奔丧的家伙，果然是不在三纲、灭绝五常得非常人！”
他还讽刺道，幸亏张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其实，居正一人不足惜，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引居正故事，甚至窥窃神器，那遗祸可就深远了，一言不可以尽！
看了邹元标的文章，众人纷纷击节叫好。好的杂文就是这样，可以替人们表达出，心中不知如何形容的愤怒，让人看后只觉酣畅淋漓、血脉贲张，认为他说得实在太对了。
这时候，各色菜肴果蔬流水价地送了上来。万历改元以来，官员的薪俸连年大涨，逢年过节还有丰厚的赏赐，一名七品官拿到手的，比六年前的三品官还多，再也不是当年的穷京官了。所以参加聚会的，虽然都是初入仕途的年轻人，但摆上来的酒席却一点不含糊。只见大盘大碗珍馐满席，什么山珍海味，全羊甲鱼应有尽有，腾腾地香气馋得人直咽口水。
这次的东道，是众人中最年长的刑部主事沈思孝，他亲执酒壶给邹元标斟满了一杯道：“这第一杯酒，咱们敬尔瞻兄，感谢他写了这篇好文章，一舒我等胸中块垒！”大家轰然叫好，都一仰脖子干了。
“在下不过是抛砖引玉……”邹元标这才谦虚道：“而且报纸上骂得再响，人家可以装作没看见的，该怎样还是怎样。”
“怎么，尔瞻你有情报？”众位都望向他，邹元标在通政司观政，近水楼台先得月，朝廷的动向逃不过他的眼睛。
“今天下午，户部侍郎李幼滋，御史曾士楚和吏科给事中陈三谟慰留的题本，已送进了大内。”邹元标低声道：“如果说，小张阁老的奏章，是皇上授命，不得不上，还有情可原，这几位可就纯属是闻风而动，急不可耐的捧臭脚了。”
听了这消息，众人切齿骂道：“这些士林败类，竞弃国家纲常伦理而不顾，争以谄谀为荣，真要把人活活气死！”
“被这种人气死，岂不是白费了大好的性命？”沈思孝大摇其头道：“我们还得留着有用之身，为大明匡扶正道呢！据说张阁老自嘉靖三十六年离开江陵，已整整十九年没有回过家，也没有见过父亲，作为人子，暌违之情如此之久，实难想象。现在父亲亡故了，再也不能见他一面了，他要是还不回去临穴凭棺一恸的话，不仅显得朝廷太不人道，更是会让人以为，我大明的官员都是无父无母的禽兽！”
“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元辅吧！”有人道：“只要做通他的工作，张阁老就非走不可。”
“你这话不对，”赵南星是上科榜眼，精明机智远超常人，摇头道：“若是换了别人，元辅自然但说无妨。然而张阁老是次辅，圣眷又隐隐高于元辅。元辅便不好表态了，会让人以为他是在借机除去对手的。”
“皇上确实还是孩子，为了挽留自己的老师，就如此不顾元辅的感受，我真怕元辅会心寒。”沈思孝喟然一叹道。
“是啊……”众人纷纷点头，他们早就有共识，大明能有沈默这样的好首辅，国家幸甚、皇帝幸甚、更是百官的福气。自然看不得皇帝如此偏心了。
“对于这件事，那些部堂大人们，都碍着面子不好发表看法。咱们这些小吏，就来当这个马前卒，为大明正人心、振纲本！”沈思孝举起酒杯道：“今天我请这顿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咱们得商量出个章程来！”
“正当如此！”众人没一个怕事的，纷纷摩拳擦掌道：“敢来吃你的饭，就不是怕事的！”说完这话，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一直没怎么说话的两个年青人身上，他们是翰林编修吴中行，翰林检讨赵用贤。二位官职不大，平时也不怎么惹眼，现在却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因为他俩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张居正的门生。
“看我们干什么！”两人像是受到莫大的侮辱一般，大声道：“我们是朝廷的进士，又不是张阁老的私人。夺情之举、违悖天伦，是他无父在先，也怪不得我们无师了！”“对，要是上章弹劾的话，我们愿意打头阵！”
“你们二位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沈思孝问道。
“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丢官离京罢了。”两人对视一眼，大义凛然道：“但这又如何？哪怕为公义而殁，也是正得其所的！”
“好，就要这种大公忘私的精神！”沈思孝拊掌赞道：“抡才大典本是为朝廷取士，寻定国安邦之才！不知何时，却沦为大佬们开宗立派、培植私人的工具。所谓门生座主之说，殊为可笑！不过是阅了一通卷子……甚至连看都没看，只是在你的卷子上画了个圈，就成了必须终生侍奉的老师。你一辈子不能违背他，必须要做他的应声虫，否则就是违背师道。”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这个师，是为我们启蒙、教我们文章，辛苦栽培我们十多年的授业恩师。这才是天地君亲师的师，而不是那位从没教过你什么，只是恰逢其会点中你的考官！我们读书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凭什么要给他当一辈子孝子贤孙？”沈思孝说完，热切地望着二人道：“是到了和这种陋习说再见的时候！二位可正天下人心。”
“好！我今晚回去缮本，明天直送午门！”吴中行是个大胖子，他颤巍巍站起来，端着酒杯道：“诸位，这头一本的荣光，小弟当仁不让了！”
“子道此举，极为光荣！”众人一起敬酒道。
“子道兄拔了头筹，”赵用贤道：“愚弟自然不能让你独美，最迟不过后天我就上疏！”
“汝师兄一样光荣！”众人也敬他一杯。
待重新落座后，沈思孝道：“皇上还小，不知道夺情的后果，如果我们把道理讲清，或许会接受的。”
“那当然皆大欢喜，若没有接受呢？”邹元标问道。
“那就再上奏章！”沈思孝是性情中人，早就被吴赵二人激得热血澎湃了，他重重一捶桌面道：“若是子道和汝师的奏章没达到目的，这第三道，就由我来上！”
“还有我！”邹元标慨然笑道：“咱可不是只能在报纸上放炮，不敢动真格的假大胆！”
“我们都要上！”众人一起嚷嚷起来道：“皇上一日不答应，我们就前赴后继，定要让皇上看到正道不可欺，人心不可违！”
众人全都激动起来，一面喝酒一边商量着奏章内容，一直闹到夜深才散去。
翌日一早，吴中行果真上了一道《谏止张居正夺情疏》。作为学生，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没有指责张居正错在哪里，而是从人伦大义上来唤起座师的反醒。他说：阁老昼夜为国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半生。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让为人子者情何以堪？
而后话锋一转，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的。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次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自然有一番圣人般的谋划，不是庸俗人等可以知道的。然而天下众口悠悠，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大家不会体谅圣人的苦心，而会以最大的恶意猜度此事，各种说法满天飞。故而请张阁老立即丁忧，请皇帝不要再挽留，以正人心、靖浮言！’
吴中行胸怀坦荡，把奏疏递上，全了大义后，便拿着副本径直去张居正府上。
这些日子，张居正是心神俱疲，不仅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还要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煎熬。舆论的严重不利，是他始料未及的。更他无法接受的是，甚至连与他向来交好的王国光、王崇古、王之诰等几位多年政友，也不能理解他的苦心，反而建议他顺应人心丁忧为好。
但也有坚决支持他留下的，比如他的同乡好友李幼滋，便说道：“大家都说，丁忧只是暂离二十七个月，过后随时可以起复，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徐阶致仕了，陈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士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来以外，其余没有一个能再见到北京的城阙。政权便和年光一样，逝者如斯夫。只要你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皇上亲政在即、您的大业也才刚刚铺开，岂能一走了之，置君父于不顾，弃大政于荒废？”
张居正知道双方都不是害他，他此时确实有些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了。就在这时，宫里又来了传旨的太监，宣读万历对他的《乞恩守制疏》书地批复：
‘张先生笃孝至情，朕很是感动。但想到当年我十岁的时候，皇考见背，将朕托付给先生。这些年先生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义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莫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吏部知道。钦此。’
听了这道谕旨，张居正感到隐隐不安，小皇帝的眷恋之情固然令人欣慰，然而如此赤裸裸的表达，并把自己抬高到‘身系社稷安危’的程度，其中的褒贬之意，让元辅大人情何以堪？
如果是一般的大臣，哪怕是首辅，受了这样的羞辱后，八成会没脸再待下去。就算故作无所察觉，下面那些人也会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攻击他。
然而沈默岂是一般的大臣？他不仅是大明朝唯一六首状元，还培养出了三代状元……自嘉靖四十年以来，大明朝的庶吉士，三分之二都出自他建立的苏州府学，并以其门下自居。而且沈默所发挥改进的新王学，经他的学生广为传播，已经成为心学各门中的一派。他的‘心无本体论’传遍大江南北，受到了年青士子的热烈追捧，把他看成是王艮之后，将阳明心血发扬光大的又一人。一句话，他是天下读书人的偶像，被许多人当成圣贤来膜拜。
况且沈默历经三朝，出将入相，定赣南、复河套、平安南；为大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愈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上首辅之后，他举新政、恤百官、分权柄，如和风沐雨，从无任何跋扈之举。
退一万步讲，就算没有这些，万历皇帝也万万不能这样对他，因为他是先帝的骖乘之臣，托孤之臣，又是皇帝的首席老师，在他没有犯大错的情况下，万历都必须对他保持尊敬，而不是用这种方式羞辱。
虽然皇帝是天下至尊，但大明朝的人心向背，从来都是帮理不帮亲，尤其喜欢跟强权对着干。何况比起陌生的小皇帝来，事迹已经被大家熟知的沈江南，显然要更亲切。
恐怕百官看了这道上谕，都会为沈默愤愤不平，许多原先把他看成强权的人，很有可能改变看法。从而使本来就不容乐观的局面雪上加霜……
张居正终于意识到，这次就算胜了也是惨胜。胸口不由闷得厉害，用过早膳后，便想回书房小憩。这时新任的管家来报，说是吴中行已在门厅候着，请求拜谒。
张居正虽然足不出户，也没了东厂的支持，但仍有的是耳报神，及时禀报外头的大事小情。他也早知道有人在到处串连反对他夺情，听说自己的这个门生也参合其间，这让他出离的愤怒。
本想将其拒之门外，但转念一想，何不当面听听他的想法，看看是不是连自己的门生也要反对自己。于是让人把他领进来。
吴中行进了书房，张居正见到他，自然没有好脸色，也不让座，也不让人上茶，而是劈头就问道：“你为何事前来？”
张居正号称铁面宰相，板起脸来连首辅都发憷。在他咄咄逼人的目光下，吴中行胸中那股子傲气顿时就泄了。他躲开那锐利的目光，低头小声道：“门生给师相送一份奏章来。”
“什么奏章？”张居正一愣。
“您老看过便知。”吴中行舔舔发干的嘴唇，从袖中掏出那到疏，双手难以自控的微微颤抖着，递给了张居正。
张居正本来靠坐在囤背太师椅上，一看那奏疏的题目，就悚然坐直身子。嘶声问道：“这道奏疏已经送进去了吗？”
“早上刚送进去，想必这时候皇上已看到了。”吴中行低着头道：“没送进去，是不敢跟师相说的。”
“你想要怎样？”张居正的眼中闪过浓重的厌恶。
“学生不敢怎样。”吴中行不敢面对张居正的怒火，低头鼓着勇气道：“只是认为皇上夺情起复师相不妥，为保师相令名，故而斗胆上疏，请师相千万不要误会。”说罢，他便一个长揖辞别而去，只留下张居正在那里，气得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吴中行上疏之后，赵用贤唯恐迟则生变，第二天也上疏了，比起前者的奏疏，他的用语极不客气，指责之意更为明显：他说，‘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却不能以父子之情稍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但曾士楚、陈三谟二臣，竟哓哓为辅臣请留，实乃背公议而徇私情，蔑人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非也……’
这两道奏疏一上，张居正彻底崩溃了。自本朝开国以来，上书骂人成为经久不衰的主旋律，满朝上下，从皇帝到宰相，从尚书到郎中，从知府到县令，没有任何角色可以免遭‘吐痰’。这样你骂我我骂你，大家互相骂了二百年，基本上，能骂的都骂过了，想要推陈出新，便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赵用贤和吴中行做到了，他们必将名垂骂坛，经久传诵！因为他们打破了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拿自己的老师开骂！
在大明王朝，什么样的关系最牢固，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当然是君臣关系了，忠君爱国，天经地义的么！但这是错误的，本朝的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君臣之间的淡漠疏远，冷得令人触目惊心。
不得不承认，朱家的子孙做皇帝，确实是太糟糕了。首先，从根子上说，朱重八是历代皇帝中最贫贱的一位……刘邦好歹是小地主家出身，自身还是公务员，重八哥却是家破人亡的失业农民，当过和尚和乞丐的干活。虽然英雄不问出处，但是一旦英雄的后代出了问题，马上就会有人用血统论，从根子上找问题。
加上朱元璋因为童年惨剧，最恨的就是当官的，不仅让他们领史上最微薄的薪俸，还用史上最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贪污十两就剥皮添草，动辄便连根拔起。甚至因为没有足够的官员，而让一些犯罪较轻的戴枷办差，出现了阶下囚戴枷、堂上官也戴枷的千古奇景，让读书人的斯文扫地。更不要提他发明的廷杖，动辄就脱下官员的裤子打屁股了。可以说，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在太平年月里，读书人就没混得这么惨过，你让士大夫如何能顺气？
要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宋朝养士三百年，历代君王竭诚善待读书人，这才有了南宋灭亡，十万书生蹈海殉国，为赵宋王朝陪葬的壮烈事迹，这种事决计不会在本朝重演。
然而究其责任，朱元璋却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责任，要落在当今的帝系源头，那位抢了自己侄子皇位的成祖朱棣身上。建文帝登极，君臣大义已定，就算朱棣侥幸成功，也注定永世被钉在‘燕贼篡逆’的耻辱柱上。因为这不是‘朱家事’，而是以下犯上，叛臣弑君。忠义第一，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价值观。
在人们心中，乱臣贼子，本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所以当年朱棣篡国，才会有那么多读书人反对他。而朱棣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又大开杀戒，杀光了最赤诚的忠臣。当年姚广孝曾经嘱咐朱棣，方孝孺是中国读书人的种子，万万不可杀。
朱棣没有明白姚广孝的意思，不是说杀了方孝孺，中国就没有读书人，而是杀了方孝孺，中国就没有他那样忠诚不渝的读书人！历代皇帝都不杀前朝忠臣，就是为了保住忠诚的种子。朱棣却不但杀了方孝孺，还灭了他的十族，也就永远不可能赢得读书人的效忠。
之后的读书人仍然要为他效力，但这不是朱棣重新赢得了他们的心，而是读书人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天下别无分号，自然只能捏着鼻子给他干。然而出来当官的士大夫，哪怕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仅有报国之念，却无忠君之心。
而且本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这固然使官员的身价倍增，对自己的身份加倍珍惜，却在客观上，使士子和官员的意识中滋生了‘功名是自家历经九九八十一道坎，辛辛苦苦挣来的’观念。
这就像后世学校中，一些老师抱怨说，那些在校期间成绩优秀的学生，虽然备受老师器重和厚爱，但毕业后往往对老师恩情淡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成绩是靠个人聪明和勤奋获得的，老师的功劳很少；反倒是那些在校时成绩欠佳的学生毕业后一边后悔自己当年没好好学习，一边感激老师曾经给予的教育。
虽然时代不同，但人性是不会变的。士大夫们同样认为自己能脱颖而出，得享俸位，是对自己十年寒窗、聪明才智的犒赏，而不会去感激为自己提供官位的皇帝。他们的道理很霸道，你需要有人来治理国家，不用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才用谁去？就像你当老板，我给你干活，不开心我就炒了你，当然你也可以炒了我，大家的关系仅此而已。
当然，时间是治愈创痕的良药，君臣感情也是如此。虽然朱家的子孙不够英明神武，后世皇帝多是无能之辈，然而胜在足够宽厚，对读书人足够尊敬。这才一点一点，极其艰难地把人心暖过来。但是英宗杀于谦，把仁宗宣宗攒下的忠诚一扫而光，武宗世宗的廷杖，又把宪宗孝宗攒下的忠诚一扫而光！
当年杨慎在左顺门高喊出的，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义死节就在今日！正是从成祖之后算起。而他们所争的‘继统也继嗣’，正是对孝宗皇帝的忠诚！
正是左顺门，让君臣之间走上了仇人般的对立，只要你骂皇帝，不管骂对骂错，都会获得舆论的同情，都是会出名的。要是把皇帝惹急了廷杖伺候，那么恭喜你，立刻就会名扬天下，成为所有人的偶像。士大夫们甚至把批龙鳞当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大好机会。他们的算盘打得精，只要能在廷杖下活下来，就立刻成了国民偶像，这辈子的地位就算铁打铜铸的了。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
这种极不正常的君臣关系，使隆庆皇帝深受其害，虽然他已经在尽量缓和矛盾了，但凡是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君臣已成陌路，只会越走越远，终究不可能再琴瑟相谐，君臣相得了。
但老师和学生之间就不同了。二百年来，无数‘正义之士’骂遍了朝廷权贵，却从来不敢向自己的老师开刀。哪怕他们的老师是徐有贞、严嵩这样臭大街的人物，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别人骂他还得帮着反驳。
有人就奇怪了，这种所谓的师生关系，不过是一次阅卷，偶然点中而已，怎么就成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了呢？说到底，还是脱不开‘利益’两个字。仕途凶险，想混下去不容易，要想混好了，就离不开‘关系’两个字。本朝的官场关系网，包括同乡、同门、师生。这三种关系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双赢。
前两种且不提，单说这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如父子的官场伦理，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大家都需要它来维系这种关系……新官根基不稳，背靠大树好乘凉，才能比别人升得快，出了事儿也能从轻发落。大官同样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在朝争斗时，需要有冲锋陷阵的马前卒；等致仕后，还需要门生们罩着，以免被政敌清算，好安度晚年。
所以严阁老曾经说过，在官场里，养儿子是不能防老的，想要安安心心地活着退休，只能靠门生！
正因为存在这种潜规则，师生间的关系才会如此牢不可破。如果谁要敢冒大不韪侵犯老师，必然会遭到整个官场的唾弃，不为别的，就为他违反了规矩。要是开了这个恶劣的口子，那所有人辛辛苦苦构筑的关系网，都会出现裂痕。
所以当年徐阁老和沈默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不能说的龃龉，却只限于幕后动手，明面上，两人始终保持着师慈徒孝的亲切关系。
就是在这样一个师徒如父子的社会中，张居正却被自己的学生告了！学生告老师对于谁来说，绝对都是件颜面扫地的事儿。这大明朝第一起学生告老师的事就发生在张居正身上，这让他还怎么有脸面在官场上混下去？
张居正感到极大的侮辱，也为士林对他的误解而深感痛心。现如今，他再也没有脸再待下去了，当天就又上了一道《乞恩守制疏》，与上一道的遮遮掩掩，欲去还留不同，这次他的态度十分坚决，言辞十分恳切，甚至说出了‘请去罪臣以谢天下’的话。
然而小皇帝不能体谅张居正的心情，仍然立即下旨慰留，而且言辞已经有些不悦，似乎对张居正反复推辞，已经有了不满。这让张居正彻底乱了分寸，他发现，由于起初的不坚决，现在自己已经是骑虎难下了。自己的命运，不再是由自己决定，而是要看皇帝和大臣角力的结果……
大臣更不会体谅他这种心境。赵用贤上疏的第二天，沈思孝和一个叫艾穆的刑部主事联名上疏……如果说之前二位门生的奏疏，还给他留了些颜面的话，那么这次这一击，则完全撕破了面皮。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严厉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如此种种，毫不留情，就是要把张居正批倒批臭，再也没脸利于朝堂。
而且那艾穆的身份十分要命，他是张居正的江陵老乡，而且虽是举人出身，却是誉满天下的名士，这个人也上疏，代表着张居正的同乡，和士林都起来反对他了。
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反对声，乾清宫的天家母子慌了。万历见自己的担心变成现实，而且比预想的更加严重。心里埋怨母后，嘴上却不敢说，只能就事论事道：“舆情汹汹，母后，我们该如何处置？”
“皇上的话是金科玉律，那些大臣却丝毫不当回事儿。”李太后眉毛一挑，攥紧了手中的念珠道：“这就是在欺负咱们孤儿寡母！钧儿，要是这次被他们压下去了，你以后就总得低头。所以必须要一条道走到黑，最后低头的，肯定是那些大臣。”说着想起当年那段令人懊恼的往事，她不禁咬牙道：“切不可存妇人之仁！”
小皇帝虽然聪明绝顶，毕竟经验不足，觉着母后说得很有道理，便即刻传旨‘着锦衣卫拿了四人，枷拷示众！’虽然东厂撤消了，但锦衣卫还是皇家的亲军，指挥他们不需要经过内阁，一道手诏便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