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氏并没有来得及去坤宁宫，刚走出没多远就被宣召去了乾清宫。
帝后二人身穿常服，在乾清宫东暖阁见了段氏，努力做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
“小爷他说了几句思念祖宗的话，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段氏十分委屈地站在帝后面前，像是接受质询。
“他去了奉先殿。”周后先开口应道，然后才发现段氏受气小媳妇似的站着，又道：“你坐。”
段氏这才福了福身，退到绣墩上挨边坐下，心里却是空白一片，已经将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帝后，只等吩咐。
“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思念过祖宗……”崇祯一时着急，竟口吐真相。
周后轻咳一声，忙替长子洗刷这“不孝”的考语：“春哥儿也是极孝的，只是不会做出来给人看罢了。”
崇祯也意识到自己失言，道：“朕是说他总将心思藏起来，并非说他不孝。你说……他会不会又犯了……”
段氏一个激灵，茫然地望向周后，正好与婆婆目光相触，连忙垂头避过，不敢失礼。
周后干笑一声，道：“小时候偶尔有些癔症，这些年他南征北战，也没听说再犯过。”这个时代对于伴侣的地位财富固然看重，但最重要的还是没有恶疾。周后为了打消段氏可能产生的胡思乱想，特意补了一句：“春哥儿绝无恶疾。”
段氏大大松了口气，对周后的话没有半分怀疑，反倒是周后说完之后觉得自己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没来由地腾起一股不悦。
暖阁之中陷入一片冷寂。
“气闷。”崇祯猛然起身，背手朝外走去。
虽说是透气，皇帝陛下的目的地倒是十分明确。
奉先殿。
天子有太庙，以七、九之数祭祀祖宗。朱元璋虽然不是诗礼人家出身，但对父母、祖父母的感情却十分真挚，想起来就要去祭拜一番。时人认同这份孝心，但孝也必须守礼。太庙是国家祭祀的地方，皇帝的祖宗也是庇佑这个天下社稷的英灵，只有在规定的时间以规定的礼仪才能祭祀。
于是朱元璋便在紫禁城内修建了奉先殿，效仿宋朝皇帝在私阁内进行家祭的方式，穿着常服进行日常礼拜。
奉先殿没有后殿，正殿也是同堂异室制度。如今除了百世不祧的太祖、成祖，只有血缘最近的七位皇帝供奉其中。
朱慈烺从刚会走路就来这里祭拜过祖宗，在仪式上取得了祖宗的庇佑。其后来这里的次数也远高于太庙祭祀，好在常服家礼，所以不很麻烦。
主动来奉先殿却是朱慈烺降生以来的头一遭。
前世的朱慈烺对家族的认识只能上溯到祖父一辈，五服之亲对他而言已经无法理解，更何况天子九庙，竟然要追溯那么远的亲缘。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十七年，虽然祭祀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亲缘的认识却仍旧处于肤浅程度。
朱慈烺让宦官开了门，进了正殿。长明灯下，殿中泛着明灭的金光。这里可以说是大明盛世最后留下遗迹的地方，供奉用的金银玉器仍旧完好无损，算是躲过了崇祯、李闯、满清的三重劫难。
朱慈烺走到太祖高皇帝神位前，旁边的是马皇后神位。这对夫妻是大明的肇始之祖，驱逐鞑虏，兼并群豪，重开江山。也正是他给自己留下了眼前这个难题，宗族问题。
据说在南北两宋，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三成，这样高的城镇人口自然不会产生严重的宗族问题。
太祖高皇帝自己深受胥吏欺凌，以至于当了皇帝之后仍旧没有清晰自己身份的变化，对“扰民”看得极重，从严苛治官到“皇权不下乡”，都是太祖皇帝有意制定出保护小民的举措。
或许从小民的角度而言这是好事，对于国家发展来说则未必有利。虽然朱慈烺也可以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提出这个问题，但如果没有前瞻性的指导，未来的阻力就会更大，付出的代价也必然更大。
现在必须趁着北方宗族势力的空前削弱，把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个平衡点。
朱慈烺走到笼着黄纱的金柱旁，靠着柱子缓缓滑了下去，直到地砖上传来的凉气让他精神一振。
从腰带上取下玉钩，朱慈烺在地上写了个“人”字，画了个圈，又写下“家”字。这应该是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单位。
“家”就像是一颗种子，冒出芽，萌芽长成主干，这就是出于嫡系的“大宗”。主干继续生长，冒出许多枝桠，这便是庶出的“小宗”。大宗小宗构成了整个树型结构，这便是“宗”。当这“宗”有子弟外出，就如树上掉落下来的种子，在另外一处生根，发芽，再长出主干、枝桠，与原来的那颗树遥相呼应……由此便有了族。
当这些宗族因为共同的文化认同交织生长，一起开发脚下的土地，捍卫族群尊严，传承亘古以来的价值观——这就是民族。
朱慈烺朝后靠了靠，仰起头，目光中焦点涣散。
只要有人成家，势必就会成为宗族。别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前世的红色贵族不也如此么？
朱慈烺轻轻摇了摇头：除非有个更强大的信念占据百姓的信仰空间，让他们相信爹亲娘亲都不如皇帝亲，天大地大都不如皇室的恩情大，立志做个舍小家为大家，脱离低级习俗，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整个国家的人。
上下五千年，这种狂热的状态只存在过三十年，而且崩塌之后带来的副作用似乎更大，颇有些饮鸩止渴的感觉。别的不说，朱慈烺并不希望自己的遗体被长久封存不得下葬。
而且以明朝的宣传能力和手段，要做到这样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其难度……还是先考虑一下火星探索计划吧。
既然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宗族，如何做才能既保证国家对人民具有控制力，又不至于制定出毁家灭门的恶法呢？
首先是思想方面，忠臣与孝子之间的平衡。魏晋时候，天下只有孝子，没有忠臣，故而有五胡乱华，北伐难酬。那时候的门阀与如今的宗族名异而实同，只是更加强大，直接控制了军国大权罢了。
朱慈烺又想到前世某个时期，天下都是忠臣——或者叫主人翁，只知国家需要就上山下乡、奔赴殊域。他们的确以自己的牺牲，为整个民族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过当信仰崩塌之后，正是这些人反转最大，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牺牲，认为被权贵阶级欺骗和出卖，彻底投入利己主义的窠臼。
这正好是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后来从隋唐起强调的“在家事亲，在朝忠君”可以说是一种缓冲和折衷。不过眼下的大明更注重“孝”，而“忠”的方面有所欠缺，这就需要人为给一些动力。
其次在于国家动员方面。
宗族的形成以北宋为分水岭，又有两种形态。
在先秦两汉时代，天子分封藩国形成宗族，其大宗对小宗的财产有直接控制权。这点到了明朝仍旧一样，分封的诸藩王可能因为犯罪或无子而被除国，田土收归国有。
后世熟悉的庶民宗族却诞生在北宋之后。因为范仲淹、张载、程颐等人的推动，庶民被允许立祠堂，以便“敬宗收族”。这几乎可以算是一场革命，打破了士大夫立庙的特权，也有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精神核心。
有了这样的核心之后，庶民就从单纯依附于地主豪强，转而依附于自己的宗族。这时候的宗族就像后世的工会，看似没有主宰宗人生命、财产的权力，却又极具凝聚力。
延续到了明代，乡官的职役制度更加明显，宗族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基层舆论上远远压过朝廷王法。
比如募兵。在新设立的流民村落中，募兵明显要轻松得多。而在有宗族影响的地方，族中老人出于劳动力缺失的考虑，往往会对此抱有抵触。正是这些老人说一句“别去”，很多人都打消了入伍的意愿。
在现在的甲级行政区域，宗族势力奄奄一息，影响力极小，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能量。就是知县下乡问政，老人、农老办事，也都会对大些的家庭另眼相待。
因此在南方宗族势力更大的地方，整个家族抗税抗租，乃至暴力抗官，时有耳闻。
最后则是土地问题。
宗族本身不是大地主，族中的土地只有宗人捐献的义田、祭田。义田用于照顾族中贫穷子弟，为他们交付读书用的束脩，往往只有诗礼之族才有。祭田则必然是每家都有，其产出用于家族祠堂祭祀。因为这是族人捐献，所以劳动力也有宗人义务承担，收成和使用也受众人监督。
宗族对土地的约束性在于本宗族人私有的土地不会外流。
寡妇可以改嫁，但只能带走自己的嫁妆。夫家的土地必然要留给子嗣，这是宗族对宗人的保护。如果没有子嗣，族中则会过继一个符合辈分的族人给他，继承这块土地。
公开的说辞当然是家族实力不至于削弱，避免了外姓人的侵夺。
可朝廷也是外姓人啊！
这些土地一直被一家一族控制，不恢复“无主地”的属性，朝廷何时才能收回来？总不能出台“遗产税”吧？那是对三千年来“子承父业”的传统进行否定，还不如撕破脸去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