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水也是一门学问。
何夕显然在这一门学问上，并不是太精明的。
或者说，大明商人都是猴精猴精的。市场上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有了反应。
他们或许缺少一定的金融学知识，并不代表这些人傻。特别是这些人很多都是何夕扶植起来的，与何夕派系，乃至于整个朝廷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种情况，何夕很多动作也是很难瞒得过他们的。
即便很多人在政治立场上与何夕是一致的，并不是有意与何夕做对的。但是反应在行动上，本能的保护自己的财产。于是，何夕某得发现，他暗中发钞，会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不说，甚至会损伤朝廷的信用，让某些的财力越发强大。
之所以这样，也是何夕自己说的问题。
何夕在商税上下了不少功夫。
关税，公司经营税，合并的各种消费税。这才有而今一千多万元的财政收入。何夕不敢说，他征税是完全合理的，毕竟经济上拿捏的恰当好处，也是需要智慧的。
但是，何夕却知道，想要通过加税来补齐军费缺口，是不可能的。必须用额外的手段。
问题是，从这些工厂主，或者商人手中拿出足够的钱财。并不是如同对自耕农一样简单。
这些人本身背后都有一帮人，毕竟大商贾手中的人力物力要比自耕农多太多了。同样，商人灵活性也超过了地主。地主们面对朝廷强制征税，还能将负担转嫁给佃户。
而这些人岂能不知道转嫁？
虽然北京朝廷有雄兵百万，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武力只能作为背景，不能轻易动。动了也是得不偿失。
那该怎么办？
此刻的何夕不得不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面对自耕农主体，一个封建王朝是非常合适的，甚至是恰如其分。同样的，但凡一个理智的皇帝，就知道王朝的根基，就在于自耕农，在于底层百姓，所以维系底层百姓的生活。打压中间环境，就是必然。
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明君了。
资本主义制度，大商人，大工厂主，在封建政权看来，无非是无数中间环节的一个。而且是最不稳定的。自然处于打压状态之下。
而皇帝，或者说皇室，是不可能独自管理如此大的帝国，他必须有帮手，这个帮手，也是经过各种遴选的，军功贵族，外戚，世家豪强，士大夫，最后选出现在的文官官僚。
这也是而今大明政治结构，对皇权最没有威胁，让皇权统治最理想的状态。只是奈何，世界上的一切要素都在变动之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些士大夫们，官僚们反而成为皇帝最大的对手。
只是这些官僚本身就服从朝廷统治思想，自然也压制各种方面其他势力的崛起。
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另外一个原因。
而现在情况变了。
当王朝赋税根基，建立在工厂，工商业上。原本封建王朝收税那一套是不行了。必须要改变。
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争，或许还能逐渐的改变。但是何夕却知道，平定天下战争经费是一个天文数字，何夕预期最少要一亿元。看上去多，其实不多，无非是北京方面五年赋税，如果占据天下之后，不过两三年就有了。
在何夕看来，这仅仅是底线。
如果为战争筹集经费，自然不能这么少，三亿元大概是一个合适的数字。
这样的数字，下面拿出来拿不出来？在何夕看来，是能拿出来的。本来何夕是想要用印钞票的办法来搞这一笔钱，他基本测算过，而今生产力与生产规模，还有南京管辖钞票流通范围，是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超发。
毕竟之前，并不是没有。只是数字太大了。会引起恐慌的。
毕竟市场是有情绪的，如果单纯的计算能够代替市场情绪，那么经济学仅仅保留数学部分就行了。
那怎么搞这多钱？即便是发债，也必须要人买才行。
最好的办法，是让下面人自愿的将税交上来。
说起来可笑，这却是何夕面对的事实。
无他，这年头很多经济方面的犯罪都不是犯罪，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夕还想用查账的方式确保赋税征收。但是时间一长，经济繁华增加，即便顺天府有过万吏员，要这些吏员一一查证，这些人不用做别的事情，单单他们手中的账目，足够他们查到天荒地老了。
而且将税收标准定得死板，那下面的企业大部分都要死，成为少部分在税收上有特权的企业的狂欢，将税收标准定的很细，朝廷是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的。
毕竟在农业社会，分散的农业生产区与各地自耕农，是无法联合起来反对抗一个强大的朝廷的。朝廷可以用强制的办法来征调各地的物资与生产剩余。不需要对百姓有什么交代。
而百姓唯一能够反抗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起义。
所以王朝周期律就是这么来的，上层无限制的压榨，下层没有其他对话的可能，只能用如此决绝的手段，拉上层一起下地狱，然后在废墟上开辟一个新的王朝，再来一轮。
但是事情到了工业社会，就不一样了。
农业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在农田，在自耕农。而工业社会先进生产力，在工厂。不可能将工厂继续分割到每一个工人。单个工人生产力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厂这种新生产模式才是先进生产力。
朝廷想从先进生产力之中获得财富或者赋税，他要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分散的弱小的自耕农，而是一个个资本家，工厂主。他们的都是有力量的。
这种模式更近乎于东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
当然了，这里说的是朝廷与他们关系，而庄园经济是与工厂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但是司马家的朝廷面对各地世家硬气不起来，同样的问题也在北京朝廷这里了。
强制的办法不行，那只能用更具有艺术性手段了，让这些人自愿交出钱来。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法统问题。
为什么说意识形态最为重要？
人是社会动物，就必须有规则，没有规则，就是谁强谁有理的丛林法则。而一套规则，想要让别人听从，就一定要有“道理。”而这个道理，就是意识形态。
何夕之前一直回避意识形态，也就回避儒学之中关于天子的论述，就是不想刺激儒学的守旧派。同时也不想刺激朱雄英。
因为朱雄英的皇帝权力，就来源于儒学对天子的诠释。
敬天法祖，这四个字，到尽了皇帝权力来源。
天者，天命也。说明皇帝上承天命，是天之子，类似于日本人说世间神。法祖，这也说，天下者，列祖列宗之天下也。皇帝的权力还来源于自己的血统。
这天下是祖宗的天下。
这说了皇帝权力的两个来源，同时也给出儒家用来限制皇帝权力的来源，对天意的解读是儒家的权力，对祖制的解读也是儒家的权力。这就形成了权力制衡。
这其中，从来没有商贾的地位。
而今皇帝要让商贾工厂主资本家付出额外的钱？总要有一个说法吧。
就好像现在，南北之争，是正统之争。但是商人不在乎正统。在很多百姓看来，无非是两兄弟争家产，你们争家产，让我们倾家荡产？这是什么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