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三五年初开始，随着新政策的全面实施，十九路军控制下的福建全省和赣南地区进入了发展中的黄金时期！
首先是周边战略形势的转变，营造出和平的环境。孙百里通过远在香港的老军长蔡廷锴极力斡旋，与陈济棠、白崇禧和李宗仁等人达成谅解，双方签订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然后，消减边境地区的驻军，开放边界城市，开展双边贸易，同时开通陆路的长途客货运输线路和海路的航班，实现物资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由于中央军的主力部队依然在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和红军捉迷藏，所以对十九路军的态度非常友好，对福建和江西、浙江、湖南等地间的物资和人员流动没有丝毫的干涉。此举既表明了对十九路军的信任，同时也间接对其他地方势力发出这样的信息：接受了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不会危及到地方的任何利益！
其次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独立旅的老根据地，以漳州为中心的闽东南地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无地农民比例从改革前的百分之十二降低到改革后的百分之三，少地农民比例则从改革前的百分之四十五降低到改革后的百分之十。在福建省的其他地方，土地改革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虽然进度不是很快，但是到三五年底，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完成了目标。而在原红军控制的赣南地区，土地改革进行的最为彻底，农民按照人口的多少，平均分配了土地。而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的广大贫雇农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获得了土地，如获至宝，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辛勤地耕耘着。政府组织的合作社及时提供耕牛和种子，再加上天公作美，获得不错的收成，农民基本上都能够吃饱肚子。省政府在赣南地区组建的十几个大规模农场也喜获丰收，收获数百万斤稻谷。
再次是经济的发展取得很大的成绩。随着红军的离去，由福建到湖南的商路立刻畅通无阻，盐巴、蔗糖、海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各种进口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内陆，然后带回钨砂、桐油、生丝、茶叶和粮食等湖南的特产，在为福建的工商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大幅度增加了关税和盐税。赣南钨砂矿的日产量很快就上升到两吨，清流钨砂矿的日产量也终于稳定在二十五吨，使投入巨资的德国政府放下心来。
一九三五年四月，勘探队在三明地区发现储量极为丰富的优质无烟煤矿，接着又在附近地区发现同样储量惊人的铁矿，使一度停滞不前的军工企业建设迅速步入正轨。六月中旬的时候，钢铁厂终于产出第一炉钢，使给下游军工企业提供原料成为可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前开工的企业的免税期已经过去，产品税和交易税大幅度上升，再加上盐税和官办工厂产生的利润，使福建的财政状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最后，面对着数目不菲的财政盈余，杜周南力排众议，坚决不同意把这些钱用来归还德国的贷款，而是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第一，投资数十万元，进口几十台卡车和推土机，配备给人数已经扩充到两万人的工程公司，整修连接各县之间的公路。第二，在福州、厦门、漳州和泉州、三明等主要城市建立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第三，斥资近百万元，创办长途客运和货运公司，实现省内各地物资和人员的平滑流动。第四，加大对卫生、教育等事业的投资。
一九三五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由宋子文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开始初见成效，币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取得良好的效果，南京政府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湖南等地的国民经济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民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也同比增长。国内市场的交流和国内外贸易取得很大的成效，发展了工业和农业经济，同时回收了部分海关主权，基本上恢复了自主决定进口税制和税率，保护和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抵制了发达国家的商品倾销。
然而，国内的政治形势却依然充满了变数。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央红军，在攻陷贵州遵义后，举行了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撤销王明等人的领导权，改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来指挥红军的行动。随后，面对几十万中央局的围追堵截，红军连续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又强渡金沙江、大渡河，挺进川西，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陕北，远离中央军的控制区。
同时，时刻窥伺中国领土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于三五年一月十八日，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六月五日，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四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六月十九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并于二十七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哈尔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军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五月中旬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法西斯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五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六月九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七月六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
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随后，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完全分离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