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完了，每个人都象婴儿一样地叫喊，我们知道被捕鼠器逮住了的耗子正等着人来干掉是个什么滋味了。”在中午收听了广播后，西婆罗洲坤甸兵营里的荷兰士兵们现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尽管他们还未与日军交战，尽管在昨天他们还要求抗战后援团出动更多的人，帮助构筑战壕工事，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活象一群被捆绑好，即将拖上屠宰台的猪羊，有的还疯狂的叫喊，有的却只能默默伤悲。
由于西婆罗洲西部地区多是沼泽，包括沿海地带，而且缺乏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所以还没有与日军交战的机会。只有从英属北婆罗洲登陆的川口支队和第三十八师团是最现实的陆路上的威胁，但据防守在分界山那里的军队报告，日军显然还未翻过北部、东北部、东南部的山脉。
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人在绝望的时候，即便还未刀斧加颈，还能喘气活着，也和行尸走肉一般。尽管抗战后援团真的派出了相当多的人在烈日下挖掘着战壕，在荷兰官兵眼里也成了徒劳无益的事情。
“在日本人的恫吓下，荷兰人完了。”黄历在听取了从坤甸兵营前来报告情况的侦察人员的述说后，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终于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
下午……，在荷兰官兵充分消化吸收了普尔坦的投降命令和日本人的威胁恫吓之后，黄历率领着他的士兵展开了蓄谋已久的行动。
随着几声枪响和轰鸣的爆炸，正在构筑海滩工事的后援团的华人潮水般、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鬼子如神兵天降般地绕过海滩工事，出现了。土黄色的衣服，丑陋刺目的太阳旗，反射着阳光的明晃晃的刺刀，这一切都让荷兰人胆颤心惊，集体失声。虽然日本人只有百多人，荷兰官兵还有千把人，但荷兰人知道这不过是日本人的先头部队，他们似乎看到了停留在海上张开巨口的舰炮，行将落在头上的呼啸的航空炸弹，以及源源不断登陆而来的日本军队。
日本人在远处的小高地上停了下来，膏药旗高高飘扬。一个被抓住的华人跌跌撞撞地穿过两军之间的空地，跑了过来。
荷兰军最高指挥官多尔曼少校面色苍白地接过了华人手中的最后通牒，上面用英语写着简短的话：“投降还是死亡，十分钟的考虑时间，否则就用大炮和飞机来说话。”
傲慢无礼，充满的胜利者的狂妄，但多尔曼少校已经无法顾及字眼，也没权力挑剔，他迅速招集了几个军官，用颤抖的声音征求他们的意见。几个军官面面相觑，讷讷而言，谁也不太想死战，可谁也不想第一个说出投降的话。
呯似乎是在嫌荷兰人拖延，日本人开枪了，距离足有八百多米，却一枪便将荷兰人的军旗击落。就是这一枪打破了多尔曼的犹豫，他无奈但很急迫地下达了命令。
结束了，一枪便结束了的战斗，一枪便结束了的人数对比悬殊的战斗。如同二战受降时，空投几个盟军军官，便能控制成百上千投降的日军一样。荷兰官兵选择了放下武器，象牲口一样被关进监狱和拘禁营地，遭受三年的野蛮而残酷的监禁。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日本人是根据武士道而不是根据《日内瓦公约》来处理战俘的。
所有的荷兰战俘都被挨个搜身后圈禁在一个大沆地里，几十个日本兵站在高处冷冷地看守着。多尔曼坐在地上，低着头，似乎长出了一口气，预想中的最糟糕的事情并未发生。不是吗，没有屠杀，没有残忍的拷打，这个结果减少了他心中的羞辱。
兵营里，并不萧条冷落，沈栋等人正指挥着后援团的人员疯狂地搜刮搬运着仓库和宿舍里的一切有用的物资。
枪械、弹药、军装、被服、粮食、药品……都被装上了车，推到河边，装船之后，顺着纵横发达的河流，向山里的据点运去。收获是巨大的，不仅荷兰官兵手中的一千多件武器和十几门火炮尽入囊中，军用仓库里还收缴到了几百多条好枪，以及上千枝旧式步枪。其他的物资更是数量惊人，这可是荷兰人准备长期坚守的储备，此刻全便宜了黄历。
这就是黄历的优势，巧妙地利用历史惯性，轻轻地使历史车轮颠簸了一下，从夹缝中冲出了一条路。
第一批经过初步训练的千多名战士扔掉了手中的棍棒，换上了荷兰军装，配发了武器弹药，在区忠等几名军官的指挥下，一部分坐船，一部分沿公路，急速向东北的雅邦开去。
太阳变成了一个大火球，向着海平面沉降下去，金红色的彩霞挂满了天边。
多尔曼揉着被晒得发晕的脑袋，偶尔一瞥，远处的日本士兵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踪影。对，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了，一定是这样，希望他们吃饱之后，还能想起我们这些战俘。不能乱动，要忍耐，不能给日本人杀戮的借口。多尔曼反复告诫着自己，重新低下了头。
1942年3月9日，爪哇岛联军余部开始投降。日军共俘虏荷印军和美澳军约八万人，缴获飞机一百余架，夺取了一百七十万吨的石油，并得到了破坏不很严重的油田设施，为其战略进攻提供了急需的石油。
而就在这一天，一支华人抗日武装正式成立，他们装备齐全，士气高昂，冒着还未消散的酷热，勇敢地向由北婆罗洲攻击而来的川口支队迎击而去。这支华人抗日武装的全称是南洋抗日铁血青年军，简称铁青军，总指挥官黄历黄将军，代号平南洋。
铁血，狂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是血与火的极限锻炼。我们必须憎恨敌人，身上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都要充满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我们要如饥似渴地进行战斗，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杀敌。
